西方法治的文化成因

文明源头“原始法治”的思想基因、宗教限制王权的权力制约传统、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理性文化对法律思维的铸造、法学的诞生以及西方思想家对法治观念的系统化总结和发展性阐释等多元文化因素,共同塑造了西方法治。“教权与王权”、“社会与国家”等权力分立观,构成了西方法治发展的内在文化主线。西方法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逐步成长、并通过不断吸取教训并自我矫正、日益完善的。     

政教关系的全球考察

成文宪法中的政教关系是一国对历史形成的宗教与政权关系的根本法承认。由于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政权与教权的实际分立，通过宪法规范政教关系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宪法规定政教关系体现了宪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制度设计。通过对168个国家成文宪法中的形式政教关系和在具体的政治、教育、社会等制度中体现的实质政教关系的考察，在形式上规定设立国教、政教分离和没规定政教关系三种模式下，共有十种不同的实质政教关系类型。进一步归类统计发现，除了少数完全没规定政教关系的国家外，各国的政教关系主要有政教分离和宗教主导、国家主导三大类型。其中规定政教分离的国家数量最多，占到统计数量的2／3，体现了成文宪法规定政教关系的一般趋势。宗教主导多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而国家主导限于维护主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所对宗教进行的外部管理或扶持。基于传统的影响，教权渗入政权的少数国家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延续其宗教主导的政教关系；而在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政权不干涉教权则是多数规定政教分离的国家的具体政教关系内容。     

国王的宠臣:中世纪英格兰王权与大学关系探析

与中世纪多数欧洲大陆的大学在王权与教权的夹缝中艰难发展不同,同时代的牛津和剑桥相当于国王的宠臣,基本是在英格兰王权的扶持与保护下茁壮成长起来的,而且两所大学拥有高度自治的空间。中世纪英格兰王权与大学的特定关系主要缘于英格兰王权与教会的同盟关系、日耳曼封建制度的约束和要求以及大学对王权的特殊功用,这种关系也为之后英国政府与大学关系设定了基调,开启了英国大学高度自治的传统。     

心灵、宗教与宪法

在古典社会,祭祀是最早的宪法制度,个人、宗教与国家三者通过祭祀合为一体。法律捍卫国家宗教的共同信仰,个人只有投身于公共信仰才能享有法律人格。进入中世纪,人的自我意识首次觉醒,个人心灵的安顿转变为追随、信奉耶稣基督从而获得救赎。此时的社会是基督教政教合一的宪制与教权和王权斗争的结合,个人的自由与平等被遮蔽。新教改革确立了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救赎关系,信仰上帝从个人义务转变为个人权利。现代国家通过创制宪法直接与个人权利相联系,国家保障个人宗教信仰自由,抵御教权对个人的干预。而关于个人的心灵安顿问题,现代宪法则诉诸于人民主权之上的超验的精神渊源——基督教精神传统。     

也论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的关系——重读何华辉先生的《比较宪法学》

对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进行区分是何华辉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本文认为,政体和政权组织形式的确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相同的政体,可以有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西方学者的政体观中并没有将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划等号;马克思恩格斯严格区分了政体和政权组织形式这两个概念。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的确又具有同一性。     

古代宪制、法律职业与主权者革命

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被视作司法独立在西方世界确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法律人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英国故事”但对于17世纪英国司法史的分析却表明，传统的“宪政王义”和“职业王义”的解读都存在简单化的倾向，而忽视了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利益角逐与政治走向 这一时期法律职业阶层的分裂与斗争，都无法简单归因于道德或职业水准的高低，而更多来自于与现实政治冲突的纠缠；追求独立的过程本身存在着诸多“反独立”的悖论 光荣革命后法官独立的确立，深层动力来自于王权者的身份转换、政治决断与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     

议行合一不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关于议行合一的含义,有必要从议行合一的始源——巴黎公社谈起。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     

俄国法律对宗教保护与限制的历史检视

从俄国历史上看，宗教尤其是东正教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居间协调、解决宗教与政权之间的紧张，也记录着宗教与政权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基辅罗斯时期法律与宗教之间有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封建割据时期则体现出法律利用宗教的特性，中央集权时期呈现的是法律把宗教世俗化的倾向，帝国时期法律使宗教边缘化，苏联时期法律对宗教的保护或者限制则表现出不连贯性和不稳定性，在不同时期变换展现法律保护个人信奉宗教的自由、法律与宗教分离、法律与宗教冲突、法律限制宗教、法律禁止宗教等特点。而当代俄罗斯在处理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时，彰显出法律包容接纳宗教、法律对宗教保持中立、法律与宗教对话的态度。     

试论现阶段我国国家与法的性质

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期间,不同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具有不同的特点,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法的性质,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关于我国现阶段即剥削阶级消灭以后的国家与法的性质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不能不看到,在这个重要的理论问     

国家安全的概念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容

“国家安全”概念是侦查保卫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概念,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解释;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内容又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但其实质是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政治稳定。     

为治理司法腐败献良策

在当今世界，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司法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受司法腐败所困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遏制和有效地控制、开出完全根治司法腐败的药方。司法腐败是权力腐败中最严重的一种腐败，它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直接威胁到国家政权和政党的生存，影响着司法的公正性，危害到公民的名誉、财产乃至生命的安全。因此，各国对此积极为关注，都在努力探索对司法腐败的控制手段。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完全有效的办法和良策对司法腐败有效根治。即使在“三权分立”的西方国…     

谭世贵:应从本质上理解“依法治国”

我个人认为,对依法治国的“国”不应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来理解,而应该从本质上来理解,即依法治国的“国”应当是指国家政权、国家机器(包括掌握国家政权、操纵国家机器的人)。按照这一理解,依法治国就应当是指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浅论游侠

游侠是特定历史下形成的一个特殊阶层,它以自己特有的行为方式及行为手段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威胁到王权.在王权的强有力规制下,游侠或者抵抗王权而最终灭亡,或者纳入核心权力体制风为权力体系的一员.     

论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概念、方式及结构

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坚决反对西方的分权原则,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之下进行权力分工。属性论、职能论和过程论是权力分工的三种基本方式,我国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工综合使用了这三种权力分工方式。我国并不是根据权力分工的类型化创设国家机构,而是根据国家职能来设置国家机构,进而确定国家机构的性质及其权力分工状况。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存在双重结构,在主要国家机构创设层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六大国家机构之间呈现"六权分工"的结构。但六权之间并不是周延的逻辑划分,而是保留组建新的国家机构、创设新的权力分支的可能。在国家机构的职权配置层面,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存在大量的权力混合,除相对集中的军事权之外,几乎每一种权力都被层层分割给不同类型的国家机构。     

论“保护的责任”的国际法困境与出路——以叙利亚危机为视角

在利比亚战争中,西方国家开创了以"保护的责任"为理由,通过安理会授权干预以推翻一国合法政权的先例,对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叙利亚内战从根本上说仍属于一国内部事务,西方国家则试图将"利比亚模式"复制到叙利亚问题上,以强行推动其政权更迭,使得"保护的责任"面临着既要保证在联合国授权下履行对平民的保护义务,同时又不得违背不干涉内政这一联合国体制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困境。     

从土地所有制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官僚制的经济基础——一项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具有残缺性和可分割性的特征.运用产权理论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帝国社会中国家（君主）掌握的是土地产权结构中的所有权,社会成员拥有的是土地产权结构中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由此形成的一种具有高度残缺性特征的土地产权制度形态,阻碍了清晰的土地私有观念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因此,中国古代官僚制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是全国范围内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而政治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层面上的高度统一使得君主成为一国之内最大的地主,官僚制体系主要是作为君主王权的代理者而存在,而能否控制官僚群体对社会的提取限度则成为维系帝国王朝政权存续的基本前提.     

社会的法律与国家的法律——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中西法律的差异

中西法律式样的不同根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模式 :西方的社会主导模式与我国的国家主导模式。西方的社会主导模式造就了西方的法律是社会的法律 ,是社会控制国家的工具 ;我国的国家主导模式导致了我国的法律是国家的法律 ,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这一不同的首要制度表现就是西方的法院是社会的法院 ,是权利的保护机构 ;而我国的法院则是国家的法院 ,是推行权力的机器。它的另一表现是作为社会权利的代表者参与法律程序的律师制度的有无。它在思想上的表现便是西方的法学是社会的、反思的法学 ,而我国的法学是国家的、注解的法学。     

“合与和”：当代中国特色治理工具梳理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国家治理离不开对其基本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特点的判断十分丰富,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一直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权在实践中选择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中央地方关系基础上的"统一权威与分散治理的整合",二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集中权威与自主治理的调和"。这是对自清朝晚期地方过度分权导致的国家政权机器碎片化的重大修正,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基础,更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合和"的哲学。     

法律传统、国家形态与法理学谱系——重读柯克法官与詹姆斯国王的故事

柯克法官与詹姆斯国王的论争是西方法律史的经典故事,但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故事的本身可能并不是完全真实的。语境化地阅读故事的文本,可以发现詹姆斯的主张并非是完全违反常理或落后保守的,而是基于其本人与所属时代的哲学立场;而柯克的主张也并非是一味地反对王权,其理论的本身存在深刻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从法律史、国家史与法理学三个角度对上述两种对立的主张进行解读,其背后实质是两种法律传统与两种国家形态的对立,同时也预示了现代法理学中两种根本观点的对立。     

强化政权意识：入世后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西方国家将借此对我国展开新一轮的“和平演变”攻势,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作为保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重要工具的公安机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履行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打赢这场反“和平演变”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捍卫国家政权和制度,确保国家社会政治稳定。对此,政权意识应成为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灵魂,必须绷紧政权意识这根弦,并将政权意识融入到公安机关的各项工作中去。唯有如此,公安机关才能在入世后的各种风险挑战面前占据主动地位,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艰巨任务,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