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

为使比较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概念更为明晰地呈现出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它与其他相邻学科的界限予以划清。但若我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将比较法从其他各门学科中区分出来的问题上,则比较法所来之不易的功效就难免会有遭损之虞(这是舍本逐末之举)。因此,窃以为不如将研究的重点置于比较法与其他各门学科的协调关系这个问题上。 (一)比较法与法史学 盖比较法与法史学之关系原有一个变化过程。早在19世纪初叶,法的历史研究,可说是与比较法相对立的。后至19世纪末叶,以英德诸国为中心,所谓“法律进化之比较”与“列国法制史”等诸如此类的法制史的比较研究开始兴盛起来,这既是法史学,又是比较法。由此,它被用于通过对法制史的比较研究去发现法的发展规律之目的。但从法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法制史的比较尚     

浅析战国时期的尚法观念

战国时期尚法派打破传统主张严格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他们所尚之法有法律条文与法之义、法之统类之别。他们阐述了尚法的理据在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稳定民心以及维护君主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尚法派反对用宽赦来破坏法治。     

从法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到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试析法社会学指导比较法研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的联系要回溯到法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中进行理解,从法的社会学研究到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不仅经历了比较法本身的复兴,同时也见证了法社会学和法教义学的理论之争。在理解比较法的教义层面和社会层面时,最好的先例或最佳的理解途径便是法社会学当初融合法学和社会学的事实经过,因此比较法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可以在历史中寻得。而与之对应的现实性难题则不妨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案例中进行理解,毕竟法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作为法律修改源头的社会事件本身,在这个层面上,比较法的法社会学研究也不能闭门造车,脱离社会现实而空谈教义。     

比较法的方法(上)

这里所谈的比较法的方法,为了避免其过多地陷入方法论上的争论,打算只以比较研究的过程为中心,仪就其某些实际的做法加以说明。 (一)比较对象的选定。在进行比较法研究时,课题一旦选定,接下来的问题首先便是选择哪一个法律体系作为比较对象。对于研究课题来说,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对象要依课题而定。但有时会觉得比较法几乎没打用处,例如面对     

论比较法学的研究对象

论比较法学的研究对象穆易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发展。当今中国法学理论的更新和发展需要借鉴国外合理的和进步的法学思想，这已成为法学界的一个共识。由此也就决定了比较法学成为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比较法学方兴未艾。探讨比较法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成...     

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缔约能力--兼论合同法第47条之不足

各国法律和学界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而我国的现行法律对此无论在其概念的外延范围上还是缔约能力上均缺乏应有的规定。文章在结合比较法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法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概念的外延范围和缔约能力进行分析,同时对我国合同法第47条之规定进行反思,希冀对我国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律制度之完善有所裨益。     

自决权不是"台独"的国际法根据

少数闹“台独”的人试图以国际法上的自决权作为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国际法依据 ,对此我们有必要弄清“台独”的性质和自决权的适用范围。“台独”的性质既不是“解放”,也不是“分立”,而是“分离”。自决权的适用范围或内涵仅限于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权利 ,并不包含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将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领土从这个国家分离出去的权利 ,不适用于“分离”。因此 ,“台独”企图以国际法上的自决权作为根据 ,“无论是从“现行法”、“应有法”的角度 ,还是国际法实践上都没有依据。     

比较法的目的(下)

(五)法的一般理论与比较法 法的一般理论,是对超越各个实定法的共同的法学概念加以研究的一门学问,它被认为是法哲学的组成部分,或者就是法哲学本身。法的一般理论,既可从先验出发去探求,也可从经验中去总结归纳。而比较法能通过在各国法中找出共同的原理而帮助法的一般理沦之建立。山此,比较法将能使法的一般理论更富于实证性。萨利叶就认为,借助于比较法,自然法在客观上的实现就将成为可能。今天的西欧比较法学者也多将比较法的主要目的置于法的一般理论上。     

制定《国有资产法》的思考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应该特别值得关注。《物权法》不仅是保护公民合法财富之法，也是保护国家财富之法。但在对各类物权主体予以平等保护的同时，仍要强调对国有资产的特殊保护，有必要出台《国有资产法》。从理想与现实的不同层面看，《国有资产法》的调整对象外延也不尽相同。同时在出台《国有资产法》时，要注意其与《公司法》的关系。     

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综述

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2005年年会,于2005年8月6日至7日在广西桂林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当代中国法制进步与比较法学”。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学者就“比较法学对中国法制进步的影响”、“西方法学观念、法律制度和当代中国法制的发展”、“西方法学译介与中国法制之变迁”等三个议题进行了讨论。研讨中,既有借用布莱克的“变量”概念和数学的分析方法,还有实证的分析方法;不仅对两大法系国家法律的考察,还有对东盟地区、东南亚国家,以及我国台、港、澳地区法律制度的研究;学科     

关于“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研究”的几个问题

研究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国家的公民对执政党及其政府和国家主流价值观的认同问题;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把握当代中国的国情,如何诠释"一国两制"、两岸关系,乃至如何构建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的理论体系;就研究专著的编写而言,似宜在横排研究的各大内容的基础上逐一纵向梳理,或曰横排竖写之法。     

比较法的目的(上)

比较法的目的也就是比较法的价值问题。比较法服务于何种目的?有何价值?这些问题较之于比较法的定义更为重要。 (一)法学教育与比较法 这个问题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学教育     

食品安全之刑法解读——以刑法典第143、144条为线索

在现行法层面解读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通过与国外相关立法例的横向比较,对我国食品犯罪问题进行定性分析,进一步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对象、主观罪过心理形态以及刑罚结构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意见,以探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刑法解决之策。     

论警察查缉战术的研究方法

警察查缉战术是一门新兴学科，如何使之健康、快速地发展，更好地指导侦查实践，是摆在广大侦查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突出问题。文章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警察查缉战术的研究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予以指导。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为依据，以借鉴相关知识为基础；科学的研究方法有：调查法、比较法、统计法和归纳总结法。     

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救助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救助主体、救助原则、救助对象等,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上都有不同认识。笔者就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谈了一些个人的浅见。     

比较法学科的比较框架与核心关注——对比较法学课程内容的再思考

比较法学科的学术关注一贯偏向于知识性,注重私法内容而轻视公法内容;重视对现行法的研究而忽视对制度形成过程的研究;着眼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几个典型国家的研究而忽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生活。法律传播和法系扩展的历史反映着世界权力关系的形成及变化。既有的研究缺乏足够的政治、社会和历史关注,从而尚未建立起"真正"得以展开对比的框架,并更新这一学科的核心关注。     

“局内思维”的消解与“局外方法”的重塑——评《比较法总论》

K.茨威格特和H.克茨的《比较法总论》一书在阐释比较法的功能目的、方法历史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功能性等原则的考量,有效揭示了比较法的实质与真相,但容易造成较强的"局内思维"。该书在比较范围上,重私法而轻公法;在比较对象上,重内外法比较而轻内域法比较;在比较目的上,追求法律的统一化而忽略法律个殊性。重塑《比较法总论》提供的"局外方法",应当从比较法的角色定位、功能解析、精神与方法等角度进行全面考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通过拥有一种自觉,找准一个问题域,实现两个对接、两个碰撞”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的构想,即以现实实践为立足点,“和合”世界各大文明哲学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性与哲学的普遍性相结合,使之拥有一种完满的理性。     

担保物权实现的程序探析——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视角

新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在特别程序中增加了"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一节。如何理解新条文与之前实体法条文的衔接与突破?如何适用这些条文规定的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方式、程序?其制度设计的性质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目前的理论研究尚有不明确的地方,同时这也是当前审判实践亟须解决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厘清实现担保物权的模式分类,接着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制度的构建,然后具体分析我国法律对于该制度的构建的优劣。     

国家与政府在经济法中的定位

“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在经济法语境下的使用多存在混乱。这种混乱集中表现在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还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以及经济法的主体是国家还是政府的问题上。政府干预是国家干预的一种实现手段;政府是经济法的主体。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可以给国家和政府在经济法中一个合理的定位,而这对于经济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和经济立法的完备都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