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丽案的法律分析——一个伪刑法问题

对于梁丽案，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给了我们及时了解案件进展情况的机会。但纵观各媒体的报道，多半在拿粱丽清洁工、进城务工人员等这些身份试图表明粱丽属于弱势群体一员的标签“说事”，当然基于媒体对信息的筛选，相当一部分人对粱丽表示同情，认为梁丽无罪。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部分人的情感诉求，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因为这样的情感因素作祟，就止步于这样的同情式的支持。当然，也不乏有人针对梁丽案件，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尝试对粱丽案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本案提供一些路径上的选择。     

论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核心是从社会实践的主客统一性出发,在对语言交流和文化现实的反思性批判中,通过实践理论来予以建立。这一理论思想对于认识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研究现状,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增强学术的自主性,培养社会学家的科学惯习具有积极意义。     

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的差异性——以梁丽案为例

在梁丽“捡金案”中,根据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和现场监控视频显示,并结合我国刑法理论,梁丽构成盗窃罪无疑,但是在实践层面,梁丽案却走向了不同的结果。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发生了严重偏离。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的差异性主要原因在于案件评判各方的逻辑起点与立场选择不同以及“媒体审判”倾向的存在。应当以证据事实为中心,将由证据构建出来的案件事实作为我们分析和评价的基点。同时,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应当进行调整。     

从法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到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试析法社会学指导比较法研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的联系要回溯到法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中进行理解,从法的社会学研究到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不仅经历了比较法本身的复兴,同时也见证了法社会学和法教义学的理论之争。在理解比较法的教义层面和社会层面时,最好的先例或最佳的理解途径便是法社会学当初融合法学和社会学的事实经过,因此比较法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可以在历史中寻得。而与之对应的现实性难题则不妨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案例中进行理解,毕竟法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作为法律修改源头的社会事件本身,在这个层面上,比较法的法社会学研究也不能闭门造车,脱离社会现实而空谈教义。     

一个行业规范——“最低消费”的法社会学分析

“最低消费”作为餐饮娱乐业界约定俗成的“行业规范,”现有法律难以对其合法性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在法社会学者看来,这一行业习惯法是“活的法律,”规范着社会的内在秩序。在多元社会里,应建立国家法与“活法”沟通的渠道,使二者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基础上形成良性竞争。     

儒学与社会学的有机融合——评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

自从孔子开创儒学以来，对它的研究在历史长河中可谓不绝如缕。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深化儒学的研究一直牵动着大家的心智。由彭立荣研究员所撰著的《儒文化社会学》(由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为我国的儒学研究事业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新途径和新方法，这对于我们汲取儒文化社会学的优秀资源服务于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提高社会整合水平，对于促进儒学同文化学、社会学的有机融合，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80后”青年作家登场的社会学分析——文学场的演变与新入场的文学生产者

从布迪厄的场域和资本的角度可以看出,由于权力场对文学场的控制逐渐松动,以及财政支持政策的逐渐撤离,文学场更为自主,但同时迫于财政压力向经济场倾斜。本文分析了文学场中的期刊和出版社的演变以及它们应对经济场的压力而采取的举措是如何让80后少年写手进入文学场的。同时,文学场的新变化也促成了80后作家的发生发展。此外,80后作家本身的惯习也对他们能成为一个现象起重要作用。     

文化视野下的政府人事法制建设——一种法社会学的话语诠释

法社会学把法看作一种社会现象,是以社会为依托、为环境的,认为对法律的理解和探究不能脱离社会。在影响法律发展的社会诸要素之中,文化的作用在学者们的眼里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是法的社会基础。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代文化走的是一条以自身文化为本体,兼容其它各种文化之优长的发展道路。进行现代化政府的人事法制建设必须在中国现代化文化语境下,吸取中国自有的尚道德、从严法和重人事管理的文明成果,吸取西方的民主精神、责任至上和程序正义等文明成果,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政府人事法制建设。     

试论民间规则法的成长——一个社会学的立场

因为民间规则在调整社会关系维系社会团结方面依然发挥着国家法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此,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研究民间法尤其是研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民间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中村居民就业权的法社会学分析——基于对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占爱宇村的实地调查

城中村居民的就业问题实质上是城中村居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城中村居民就业问题,实现和保障城中村居民的就业权,是一个紧迫而重大的课题。本文在实地调查黄石市下陆区占爱宇村的基础上,以法社会学的视角从就业权的内涵出发分析城中村居民的就业权实现及保障现状,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评梁丽案的核心法律问题

案件的主角梁丽，被刑拘前是某清洁公司员工，负责深圳机场候机楼B楼出发大厅的清洁卫生。2008年12月9日上午，梁丽如常在机场候机大厅里打扫卫生，当她第一次走到19号登机柜台时，顺手把一辆行李车上的小纸箱当做丢弃物清理到清洁车里。事后发现里面是一包包的黄金首饰。工友曹某、马某与染丽即拿部分黄金首饰回家。     

对"梁丽案"的几点思考

备受关注的深圳机场梁丽案发生后,在民意和媒体的互动下,引起巨大反响.情理与法律的碰撞、权力与民情的互动、时代与人心的纠结在梁丽案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梁丽"捡金"行为属于犯罪还是一般违法?如果构成犯罪应以盗窃罪还是侵占罪处罚?围绕与此,对梁丽"捡金"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符合"秘密窃取"的特征,涉案黄金是否属于"遗忘物"等进行梳理和思考,为梁丽案的定性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进而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完善.     

公司治理的文化路径依赖及其创新性选择

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然要求其自身文化气质上的认同;公司治理模式多样性的事实反映出不同文化价值的路径依赖;公司治理的创新性选择是相关文化的适应与超越;中国语境下公司治理模式的创新性必然要求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刘熙载论李白绎说

晚清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刘熙载在其《艺概》一书中,对于李白的诗歌给予极高而又准确的评价,并且极富创意。这主要表现在他认为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太白志在经世,而诗多出世语;太白诗放言实是法言;太白诗思精而韵高,时有独得之句等。     

论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的关系

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对保障法律统一适用,促进法律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指导性案例对弥补司法解释的缺陷的补充,司法解释对指导性案倒的促进和后盾作用,使得二者无论是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实践中都得以完美的契合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共同推动法律统一使用的事业。     

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路径

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主要表现为行为对象的数字化与行为方式的电子化。解释论立场的对立在具体路径上表现为主观文义解释与客观文义解释之争。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目标是解析刑法条文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规范意义,应当舍主观文义解释而择客观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在存在论意义上只可能是主观的,客观目的解释这一解释方法存在先天的逻辑缺陷。主观目的解释可以与客观解释论立场兼容。同类解释规则可以视作主观目的解释对体系解释的补充,对“同类”的判断应当重视行为的实质可罚性。     

宪法实施的范畴演绎及路径选择

＂宪法司法化＂范畴的出现给学界带来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宪法司法化无疑将丰富我国宪法理论,扩大宪法解释,推动宪法实施;另一方认为,宪法司法化与我国的基本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冲突。文章认为,要明确对宪法司法化的二元理解。宪法司法化是在宪法实施之下的范畴,它可以分为违宪审查和宪法私法化两个层面。确认宪法司法化是我国宪法实施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当遵循宪法司法化的本土内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最高人民法院来分别行使宪法司法化中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私法化即宪法诉讼职能。     

案件事实与法律文本的解释之契合

借助于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必然要面对法律适用的问题。法律被制定出来只有通过适用,才能实现其价值。适用法律就意味着要解释法律,因为适用法律不可能像自动售货机一样,输入法条就能得出舍乎正义的结论。我们将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以及法官在这一解释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找到那个在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之间交叉的契合点,从而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这一契合点的寻找是处理案件的核心,它代表了正义观念的实现。     

对一惩治贪污罪案例的解读与思考

贪污罪在西方和发达国家的刑法中不是必设罪名,有的国家把它写在财产罪里,作为侵占罪或者盗窃罪加以规定,有的国家把它作为侵占、贿赂等犯罪的概括性罪名。由于美国的法律渊源复杂,尤其判例法制度决定了法官拥有较大的审判自由裁量权,加之美国其他刑罚和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使该案法官得以作出非常规判决。该判决凸显代表当代刑罚改革潮流的诸多刑罚观念和司法理念,对完善我国惩治贪污罪的刑罚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如果梁丽被诉侵占罪——以缓刑适用为视角

梁丽＂拾金＂后未主动退回的行为构成侵占罪,由于社会舆论等影响,被害人未对其提起自诉,梁丽得以被释放。对于具有与梁丽类似情节但被提起自诉的犯罪者,应积极使用缓刑等行刑方式,亦可以达到一般预防和社会预防的双重效果。但我国缓刑适用上还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阻碍着缓刑制度发挥功效。笔者主要着重论述量刑规则及缓刑执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