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外交"与亚洲政治新变局

安倍政府的"价值外交"因安倍的印度之行达到了高潮。主张民主国家联合基础上的"大亚洲"概念和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提法,并非只是日本单纯想要笼络印度、在美国支持下重建亚洲均势,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在力求调整其外交战略,建立这一战略的内在连续性和促进日本"大国化"进程。但"价值外交"在目前的日本国内政治中有着难以化解的内在紧张关系。除非日本能够真正正视历史,否则,"价值外交"难以对亚洲政治发挥决定性影响。     

积极型变位战略:安倍政治与日本的战略转型

正重新思考日本,已成为当前世界的一个潮流。安倍政权的一系列举措,使日本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更引发了对日本的战略争论。这些争论的持续,已使人开始重新审视战前日本和战后日本、冷战时期的日本和冷战后的日本、20世纪的日本和21世纪的日本等战略深层的问题。由此,"日本问题"已经超出了狭义的范畴,成为一个涉及层面更广泛的国际性问题。一、重新审视安倍与"安倍政治"     

安倍路线与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软化日本对华姿态,力图摆脱其前任小泉纯一郎造成的日本外交严重困境,同时大力推进日本"国家正常化"与政治文化的民族主义改造。这与他在政策实践方面较之于小泉颇为突出的灵活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安倍路线"。"安倍路线"是一种内涵复杂的意愿方向和政策纲要,各种内涵既有本质上的连贯和统一性,又有显著的外在矛盾和深刻的内在紧张。透视"安倍路线"的性质与政策实践,是准确把握和预料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鉴于"安倍路线"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国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复合"战略。     

安倍为什么敢搅乱东北亚安全局势

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实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国际舆论认为,日本战后"战犯政治"的延续,追求"经济景气"的诱惑,联合国撤除"敌国条款"后摘帽心理的膨胀,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鼓动,是安倍政府敢于搅动东北亚局势的主要原因。一旦日本突破战后体制,"修宪"成功,日本就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安倍东亚外交重构的动因与挑战探析

在东亚地区政治格局变迁之时,安倍政府重新定位日本全球角色,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均进行了大幅调整。在对外关系中,对美外交仍处于首要位置,对华关系出现回暖,与东盟关系在加强,积极协调日韩关系,对朝关系虽有改善但十分有限。在安全领域,做出解禁集体自卫权、实施安保法案、扩张军力等一系列举动。经济领域主要侧重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及能源输出。本文从安倍晋三本人的右翼属性、日本国内逐年的右倾化趋向、中国的崛起和东亚政治格局变迁三个层面分析了日本东亚外交调整背后的动因。安倍政府的政策调整不可避免会遇到一定挑战,同时也将对东亚地区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略论21世纪日本对拉美外交战略变迁

拉丁美洲是距离日本最遥远的大陆之一,从15世纪至今日本与拉丁美洲的关系走过了漫长的400多年。进入21世纪后,作为构成日本大国主义政治理想的外交战略处在不断调整过程中,从小泉政权到两届安倍政权的15年里,日本对拉美外交由着眼资源、能源的经济外交朝着紧盯大国博弈的政治战略方向倾斜。对今天的安倍政府来说,笼络拉美国家寻求联合国改革中对日本的全面支持。已成为对拉美外交战略的首选目标;而日本与拉美国家间正常的经济关系,也因注入了"抗衡中国"的复杂要素而脱离了日拉之间经济往来的原有意义。这种变迁既包含着国际格局变化造成的外部牵引,更是当今日本强国、强军战略在日拉关系中的间接折射和直接体现。日本的拉美外交走向值得进一步观察,日本对拉美外交上的利弊得失也值得我们汲取成功经验或规避其失败的风险。     

“安倍经济学”的争议及其前景考量

安倍上台后推行旨在对症下药的经济理念,在日本国内外引起极大争议。从实践情况看,"安倍经济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其前途则将取决于货币宽松政策能否持续影响经济增长、安倍内阁能否排解存在已久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是否容许日元持续走软等三个因素。     

试析安倍“有主见的外交”及面临的挑战

"有主见的外交"的新理念是安倍首相面对小泉内阁外交的困境和僵局寻求突破的产物,既是对小泉内阁外交路线的一种修正,也是安倍首相个人风格特点的一种彰显。其基本内涵包括:加强亚洲外交改善睦邻关系,提升欧洲外交拓宽战略空间,维持日美同盟提高自身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加大"争常"力度。这一理念对新内阁以来的日本外交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受制于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日蒙环境政策对话与前景展望

近年来日本抓住地球环境保护与国际合作这个国际政治的“第三重要课题”,欲从环境外交入手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日蒙环境对话与合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被重新认识,成为日本对中亚和蒙古实施环境外交的重要一环。日蒙环境政策对话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是日本通过推进环境合作和交流,进而强化日蒙关系,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朝贡”与“条约”之间

本文根据暹罗方面的史料,围绕两国间有关"朝贡"与"条约"的交涉,重新探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与暹罗的关系。     

A "Superpower" instead of "Unipolarity"

The power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a country depend on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based on economics. While addressing to the press in Kansas on July 6, 1971, President Nixon noted: "Comparing to our overwhelming positio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facing immense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never expected before. " He added, "In terms of economics, the United States is no longer a dominant power or an overwhelming global power. At present, there exist not only two superpowers. In consideration of eco-     

俄罗斯文化中的“和”、“同”、“一”思想

东西方文化存在“异”的一面,也存在“同”的一面,即“和”、“同”、“一”的思想。很多俄语词的词义本身就表现出“和”、“同”、“一”的思想,汉语也是这样。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追求的价值取向都离不开“和”、“同”、“一”的思想。     

“发现汉语”及其“天下精神”

19世纪末期,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和参照的现代化进程的铺展和中国国家制度的疾速衰竭,使汉语在世界语言的中心地位也发生了颠覆式的位移,逐渐滑落到边缘地位,"汉字文化圈"也呈现出破裂的态势。21世纪,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现代化实践及其重大转型,为汉语的复兴和精神重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全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背景下,将重新"发现汉语"及其"天下精神"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命题,这意味着以西方文化为轴心的单向度的世界文化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以汉语复兴为切入点,中国文化将成为解构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同时,在重新"发现汉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吸收其他语言文化资源的同时,坚持汉语及其文化形态的输出立场,摒弃中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态,建构一种语言的"天下精神",从而使汉语在文化全球化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试论生态旅游“大众化”与大众旅游“生态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旅游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已俨然成为发展旅游业的制胜法宝。但现实中，生态旅游发展遭遇的诸多问题使人们开始醒悟：生态旅游本身也有不可持续性的成分，通过生态旅游“大众化”维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似乎越发偏离发展生态旅游的初衷；同时，大众旅游长期以来蒙受“不可持续”不白之冤。人们需要重新认识大众旅游——其可持续性成分与生俱来。     

“1666”

对女人服饰最恶毒的评价莫过于"老羊装嫩",而这样的规则对男人却一点儿都不适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人已经过了最佳年龄段却还穿着为妙龄少女设计的服饰在四处招摇,(而且我们大胆假设,这些女人们一边走还一边发出咩咩的叫声),成了一道让人难堪的景观.     

"New Wars" and Rumors of "New Wars"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tendency to suggest "new" classes of wars that are presumably different from all wars we have known and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landscape of armed conflict has changed so dramatically that it has necessitated a revision of the prevalent typology of war,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orrelates of war, and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etiology of war. While it is clear that patterns of warfare shift across time and space, it is not clear that war itself has changed "fundamentally" and has become inexplicable in light of theoretical arguments in world politics as many "new war" theorists suggest.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many of the "new wars" are simply amalgamations of various interstate, extrastate, and intrastate wars-i.e., the "old wars"-that have been lumped into a single category. The result is a hodgepodge of armed conflicts whose different correlates derive from their diverse morphologies rather than their novelty as wars unlike any we have experienced previously.     

"失败国家论"和"新帝国主义论"--新世纪的霸权理论

"失败国家论"认为"失败国家"没有在国际社会生存的权利,"新帝国主义论"主张对"失败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两论"是新世纪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英等国提出的新干预理论,"两论"的实质是要美国借当前国际反恐之机依靠武力建立新世纪霸权.在国际社会求和平、求发展的时代,"两论"势必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两论"也不会有好的前景.     

"大中东计划"背后的"石油美元"

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美国护持霸权的经济机制是"石油美元".然而冷战结束后,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欧洲统一货币欧元于1999年诞生,并在欧盟多数国家启动,从而对美元的地位构成挑战.又由于欧盟与石油富集的中东国家有密切的经济、政治关系,中东反美国家,如伊拉克在欧元启动后不久就要求其石油买家以欧元作为偿付货币.因此,"石油美元"面临现实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美国拟采取军事手段,而九一一事件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反恐和推进民主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于是"大中东计划"得以推出.它在本质上是美国全面控制中东地区、以保护"石油美元"、维护霸权的计划.     

"9.11"事件与"文明冲突"的认识误区

要理解"9.11"事件与文明中突论的关系,首先要澄清对文明中突论的认识误区.笔者认为,亨廷顿正是通过搭建文明和国家、价值和利益之间的桥梁,并在反理性选择理论和保守现实主义所界定的学术思想的连续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明冲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