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官僚制的挑战--兼论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官僚制理论越来越多地受到以社会学、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理论研究领域的挑战和批判;在实践领域也遭受着危机和冲击.我国的行政管理也正面临着发展与沿袭官僚制的困顿,这就更需要我们全面地认识官僚制面临的挑战,慎然处之.     

理性官僚与后官僚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行政

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模型是适合工业化大生产的,在资本主义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正处于工业化时期的我国同样有启示作用。对于后官僚时代兴起的批判或推翻理性官僚制的种种新理论与新派别,我们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详细区别,不能人云亦云。     

官僚制理论与中国的行政改革

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目标与官僚制理论的实质不谋而合 ,官僚制理论的优点对于我们的行政改革有着指导意义 ,但其又具有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应该对官僚制理论进行扬弃 ,对其合理的内容 ,应该正确的借鉴、学习 ;而对官僚制理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要进行改革 ,从而推动中国的行政改革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指向

第一是体现了对改革系统性的追求。首先就改革目标理念来说,这次明确提出要将政府建设成为“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是在2003年政府改革理念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将对今天以至于今后的行政改革发挥统领和指导作用。其次就体制机构改革来说,围绕“转变职能,理顺关系,     

论中国行政现代化的文化战略--中西传统文化比较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中西公共行政的文化底蕴的分析 ,揭示了因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而显现出不同行政范式的特征。同时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背景下 ,探析了中西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 ,行政现代化面临着深刻的困境和严峻的挑战 ,通过分析和比较 ,中国可以采取阶段创新的文化战略 ,以推进中国行政现代化。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行政生态视野下我国行政改革的可行性分析

西方各国新公共管理改革虽然采取的政策具有趋同性,但改革的结果和进程却是千差万别,表明了各国的行政生态环境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国立足本身独特的发展阶段和行政生态环境,借鉴国外政府改革的经验,最关键的是思路和改革方向上的启示,然后才是对其改革手段的借鉴与本土化。我国未来的行政改革应做到:一、行政改革模式和手段应当是多元的;二、要处理好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三、寻找我国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源。     

民主行政视野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政府再造的进程,各国政府也为了更好地履行其职能,从不同方面对本国政府进行了改造。民主行政理念作为一种政府运行方式也再次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民主行政也为官僚制行政日益突出的僵化、死板、腐败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有鉴于此,我国以民主行政为理论依据,提出建立服务型政府。同时,以建立服务型政府实践,更好地去丰富、实现民主行政理论。     

韦伯官僚制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运用及其完善

分析比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不难发现官僚制在中国的现实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理性精神不足、法治理念薄弱和科学精神缺乏等。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欲完善之,具体做法是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转换;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换;由“单方行政”向“参与行政”转换;由“官僚行政”向“学习行政”转换。     

大部制改革的双重目标

大部制改革包含完善官僚制和批判官僚制两个相反的目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传统封建的消极因素,与官僚制的消极因素相互交织压缩展现于一个狭小时间段里的情况,使得我国的官僚制还未得到完全的发展,批判官僚制的趋势已经开始影响改革.我们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要整合大部制双重目标;同时认识到批判官僚制的改革要在现实中发挥良好作用,必须以官僚制的完善为前提,因此首先要重点完善官僚制,实现行政体制现代化,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阶段.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历程及趋势的行政生态学分析——从传统型政府走向多元化政府模式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经历了:纯农业社会——神秘型/传统型政府行政模式;过渡型社会——逐渐过渡、确立的官僚制政府行政模式。在现阶段,关于中国政府行政模式改革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理性官僚制仍是最佳选择;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应跨越官僚制阶段,直接进入后官僚制时代;第三种观点提出以建立完善官僚制为主,同时汲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精髓。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模式的理性选择应是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并存。     

中国行政机构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82年、1988年、1992年、1998年和2003年五次行政机构改革,大部门制的改革正在进行中.大部门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全新的改革,与前五次改革相比,改革的背景、改革的核心导向、改革的理论准备程度都不同.推行大部门制改革要明确:大部门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行大部门制要着力强化部门首长的协调与控制能力,推进与大部门制相适应的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对大部门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与协调问题和推行大部门制的法律保障问题等.     

官僚制：中国行政现代化的陷阱？

依据韦伯的“官僚模型”建构的传统政府,受到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浪潮的强烈冲击,从70年代末起,西方各主要国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并一直持续至今。面对这一全球化的运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行政改革应作何回应?在对官僚制进行梳理和剖析的基础上,并对中国自身传统与现状的深层体认之后,该文认为建构与完善现代官僚制是实现中国行政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再看“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们应对“新公共管理”———这一早已引进中国的西方行政改革模式重新加以审视和解构。本文力求以新的角度再看“新公共管理” ,并结合我国行政改革的现实状况分析其主要观点 ,从而提出关于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建设性意见 ,旨在有力推动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超越“官僚制”的伦理困境——论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伦理重塑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术语在我国学界和政府中形成并开始发展和流行起来,这就是"服务型政府".随着2005年的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把建设服务型政府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并经过人大批准而上升为国家意志,可以说,构建"服务型政府"已经是我国政府改革进程中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了.     

论组织模式转型与政策过程的重塑

政策过程是基于组织来开展的,不同组织模式下所开展的政策过程也完全不同。工业社会以官僚制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政策过程也是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运行来开展。官僚制组织是工具理性的典范,基于官僚制组织所形成的是一种常规决策。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时,官僚制显得缓慢且僵化,常规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发展推动官僚制组织逐渐向合作制组织转型,常规决策模式也逐渐向更为灵活的非常规决策模式转变,政策过程得到重构,成为一个合作行动系统。     

论行政改革目标——政府制度创新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我国目前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是较不 成熟的经济运作模式与沿袭惯性的社会控制模式之间的不协 调。这种不协调直接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经济的运作不 断受到行政干预,削弱了市场主体在市场上生存发展的能力（政 府决策、银行拿钱、企业办事的发展模式,超出了政府的能力,增 加了银行的金融风险）;二是社会控制能力下降而社会控制成本 却不断膨胀,不堪负重。这里所说的成本包括两种：财政经费和 灰色收入。也就是说,保持一支庞大的官员队伍,不仅需要支付大量财政经费,而且现实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为政不廉现象, …     

试论公共服务改革的目标定位

推进公共服务改革 ,是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还是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基本取向。我国各级政府在加强公共服务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集中体现为三重目标导向下的推进公共服务改革 ,即确立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建设法治政府的制度目标与完善公共财政的分配目标     

论服务型政府时代的来临

服务型政府是继统治型和管理型政府之后的政府模式。这种政府模式的生成源于公民与政府的契约、全球化、市场化和公民社会的到来,以及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对修正官僚制缺陷提出的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