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罪错行为保护处分处置制度构建探究——以南浔未检的实践探索为基础

我国现行法规范体系中并未形成体系化的保护处分制度,从其现状的分析上看更趋向于一种半独立式立法的处罚体系,在对原有处罚体系进行改造向保护处分制度过渡的立场上看,原有体系的宏观缺陷归于两个:体系性不足、协调性不足。在借鉴了南浔未检的基层分级干预和保护处分类型创新的实践经验之后,对于现行的未成人案件处置措施进行了整合、完善、创新,在以"不良、一般违法、触法、犯罪"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四分作为保护处分制度的分级处遇前提下,借鉴、创新了观护处分、禁闭处分、教育处分的保护处分体系,并在适用原则和实施专门化的问题上提出处分优先、处分法定、处分相称原则和机构、人员、程序、权力的专门化,构建保护处分处置制度的体系。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以少年法为中心。少年法以促进少年的健全发展为目的，以保护主义为基本理念，在搜查、移送，受理与调查，审判，终局决定，上诉等程序上均贯彻了这一基本理念，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刑事政策效果。为正确执行和完善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我国至少应在完善未成年人调查制度、增加非刑罚处分、完善非刑罚处分的程序正当性等三个方面向El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学习。     

德国少年刑事司法体系评介——以《少年法院法》为中心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法制标杆之一,拥有相当完善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其特点在于:指导思想上兼顾犯罪预防与教育教化;除了法官、检察官等常规角色外还有少年法院助理等特殊参与者,其权利义务皆由法律明确规定;存在多种通过非正式途径终结刑事程序的可能,以及在程序进行中即可通过教育命令等临时措施着手教育少年;规定了教育处分、惩戒措施、少年刑罚三大类刑事处分,同一类处分内还有不同梯度,如少年刑罚的缓科、缓刑、缓刑考验和假释,且不同处分可以结合适用,针对少年特性打"组合拳"成为司法常态;少年案件或者进入不公开且会自动消灭的教育登记,或者虽然进入常规犯罪登记但可以更早勾销记载,此外还有法官提前宣告污点消灭的可能。     

对触法少年设立教育性强制措施法律制度的思考

在司法实践中很有必要对不实行刑罚处罚或者实行监外执行的触法少年采取特定的管理教育措施。只有设立这一法律制度，才有利于更好地对触法少年进行法律保护，有利于调整触法少年的环境，密切各未成年人保护主体间的协作和完善我国少年保护法律体系。     

保护处分制度探索研究——以M区罪错少年违法情况为例

作为全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的发源地,上海检察机关对保护处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本文以M区2016-2017年罪错少年违法情况数据统计为研究样本,从保护处分的基础理论、实践探索、制度设计、配套体系等角度,探索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建立和完善的相关问题,从建立触法少年情况的信息反馈共享平台、设立分类处遇流程,配套强制性保护处分措施的司法审查和检察监督机制等方面健全多样化的保护处分制度。     

从仁慈少年司法到适当少年司法——以校园暴力或低龄犯罪频发为切入点

在我国现有的刑事责任制度下,低龄往往成为未成年人暴力或者侵权的“免罪”金牌,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仁慈宽和的处分精神,但也面临着一个悖论。在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频发且恶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一方面,这种仁慈少年司法忽视了社会主流民意的呼声;另一方面,其也不能兼顾罪错未成年人、受害人及国家等多方面利益的平衡。应当根据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情况及未成年人具体状况等因素进行调整,适当提高罪错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兼辅之以相关的配套制度,实现由仁慈少年司法制度向适当少年司法制度的转型。     

温和与宽宥:意大利少年司法理念探析——兼论对我国少年司法的启示

温和与宽宥是意大利少年司法制度中的核心理念。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基于教育性和保护方法来创设的,社会性观护措施得到广泛应用,惩罚通常被认为是最后才能施行的办法。从教育和保护两个方面剖析意大利温和、宽宥的少年司法,同时对我国的少年司法理念进行反思与探讨,可以发现,我国的少年司法理念和制度均存在诸多缺陷。对此,我国应该加强对罪错少年的特殊教育,逐步完善司法社工队伍,在司法领域注入更多的社会性因素,提高对少年的保护力度。     

少年司法的边界在哪里？——探讨构建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方向选择

随着社会的变迁,我国家庭和社区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控制功能日益弱化,而同时,我国的司法制度对罪错少年的干预是滞后的,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屡次违法和轻微犯罪的顽劣少年,公安机关对他们无可奈何,只能是“养肥了再打”。对此,很多人建议将我国的少年司法管辖范围扩大,干预前置。但是笔者通过对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横向比较、通过对中国现行司法制度所反映出的本土文化和理念的分析,对中国未来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方面持不同建议。笔者认为我国所要构建的少年司法制度应当是尊重和传承我国传统司法理念,同时吸纳国际进步思想的制度。     

关于青少年犯罪司法社会化的思考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和特点的特殊性决定了少年司法制度应当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有所区别。少年司法制度的目的除了保护社会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预防、矫治少年犯罪，保护少年健康成长，使保护社会与保护犯罪少年相统一，从而达到公正与功利的价值目标。近来，有学者提出了社会化的方案，即在刑事司法中贯彻社会化的原则，以提高刑罚实现其预防犯罪、矫正犯罪人的能力。在本文中笔者拟对这一问题展开初步讨论。     

论宽罚严管的少年刑事政策思想

宽罚严管的少年刑事政策思想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少年刑事领域的外延扩展,是一种刑事政策社会化的思想。它包括总体宽宥的少年刑事政策理念以及加强对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处置的少年的监督管护等两个基本方面。从制度层面考虑,在完善落实现有少年管教、保护措施的同时,可适当设置一些新的措施。     

少年司法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规定的一项法律制度，对于预防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产生不仅是基于“国家之父”观念、人道主义立法思想和教育刑罚观的理论基础，也是应对、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激增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措施。     

建立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学科体系的一般构想

本文从分析我国现行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出发,论述了我国少年刑事司法的研究目标,进而阐述了少年刑事司法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并就其学科体系基本框架的构建提出了可操作性建议。     

论中国特色少年司法的法庭布局

庭审布局虽是控、辩、审三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在法庭空间位置上安排，但却反映着诉讼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目标追求，影响着诉讼参与人的心理与行为。以促进罪错少年回归健康成长之路为目标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强调通过罪错少年承担责任，修复受罪错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因而，其庭审布局不同于我国现行“小成人”刑事司法，也有别于西方少年司法福利模式和刑事模式，而呈现出“圆形桌”、“长方桌”和“三角桌”不同布局，以适应处理不同类型少年罪错案件的需要。     

论对未成年人的非监禁处置措施及检察机关的作用

对未成年犯罪人尽量采取非监禁处置措施,有利于未成年人免受“监狱亚文化”的消极影响、融入正常社会,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降低司法成本;它也符合我国刑罚的目的,符合青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特征及刑事政策的趋势,符合未成年人的特性。检察机关有权行使不起诉之外的其他非刑罚处置措施,应当尽量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非监禁处置措施。     

德国少年司法制度研究

作为大陆法系的重要代表，德国早在1923年就出台了以教育思想为特征的适应青少年生理与心理特点的少年法院法（简称少年刑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各州司法行政部门建立了青少年法庭。经过多年不断的修改与发展，德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已经相当完善。本文将就德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与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有关方而作一些比较，希望能够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借鉴。     

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检察主导”

少年司法为应对未成年人罪错,避免报应性司法的负面影响而从现行刑事司法中独立出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在突出其综合保护的同时,仍需回归科学应对未成年人罪错的初衷。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兼有行政性、司法性和教育性特征,由检察主导未成年人司法更具优势。而更好发挥检察主导则必须依托职能创新未成年人检察措施,推动罪错处理的一体化,并通过向前和向后延伸促进社会支持体系等的建设。     

从中日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之比较看少年司法模式

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与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少年法院在制度的连接与案件分流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与严重违法案件的对应制度可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案件的处理与分流成流线型．最终进入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案件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通过对于中日两国实然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的比较得出结论：制定和实施具有司法法性质的少年法是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独立的关键。     

加拿大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及其借鉴

加拿大通过《青少年刑事司法法》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是对《青少年犯罪法》的改革与发展，其中的量刑基本准则和量刑考虑因素，为少年法庭适用刑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审前报告引入量刑辩论程序以及多方参与的量刑会议，则有助于法庭决定公正、恰当的刑罚。在新的量刑制度规范下，非监禁刑在量刑时得到普遍适用，犯罪少年被处以监禁刑的比例明显降低。这种以平衡犯罪少年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保护的量刑制度安排，对我国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市削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思考

未成年人一般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如果法官的判决是有利其改过自新的，则此种基于刑罚个别化的判决对该未成年人而言无疑是再社会化和预防犯罪的良方。将人格调查蕴涵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应当是形成前述判决的基础。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尚不完备的当下，应以该制度的正当性为基点展开研究，以期运用于少年刑事司法实践。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再认识

正【编者按】社会调查制度所体现的以未成年人人格特征为核心予以刑罚个别化处置的理念,与少年司法制度具有天然的匹配性,已成为各国少年刑事司法的通行制度。虽然已有诸多论著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社会调查制度也已成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特殊制度,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各地差异较大,且该制度所存在的诸多不完善之处也逐渐显现,以致限制了该制度功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