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至唐《左传》的传播和研究评析

《左传》由于述录了中国春秋时代的历史，自问世以来人们就围绕着其“传《春秋》”与“不传《春秋》”展开讨论，对《左传》的传播和研究也就围绕着是“野书”还是解经的经书展开：在争论与申述中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宽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也使《左传》的性质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最终使这部反映春秋时期多方面生活的经典历史散文，在中国史学界和文学界奠定了双重身份的典范。     

思涉鬼神 工侔造化——《左传》梦境描写的艺术魅力

自古以来,梦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庄周的“蝴蝶梦”,给人以瑰丽奇特的神秘感受,《红楼梦》中的梦境描写,算得上梦幻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而《左传》中的梦境描写,应该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梦幻作品的滥觞。无论是数量之丰富,手法之多变,还是想象之奇特,都无愧于这样的评价。笔者曾对《左传》全书进行过粗略的统计,所写之梦有二十七个之多。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它似失之于     

政治理念的诗性阐释——论《左传》的文化品格

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文史哲不分家,因此,先秦历史文本在产生之初就注定它只能在文学与哲学的夹缝中一枝独秀。博大精深的儒家哲学向来以道德为核心,政治为旨归,这一点影响深远。《左传》作为中国古代之历史文本也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它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战争等历史事件进行诗性的阐释,旨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为了更好地作政治理念的宣扬,全知叙述视角的选取是必要的。全知叙述视角的采用使《左传》的作者获得历史叙述的自由,使其对历史的诗性阐释付诸实施,这是《左传》作为历史文本的文化品格。     

谈《左传》记史的“尽而不汙”

春秋时期,周礼崩坏,群雄逐鹿,历史进入了一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历史巨变时期,《左传》的作者通过对真实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综观全书,"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表现了《左传》记史的最大特点:它不是按照官方的定性与通报来记载历史,而是按照历史的事实记述;对人事的记载全面客观而公正,既扬其善,也昭其恶;不为宗国讳,不为君王讳;不遮己丑,不掩人善。     

谈《左传》记史的“尽而不汗”

春秋时期，周礼崩坏，群雄逐鹿，历史进入了一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历史巨变时期，《左传》的作者通过对真实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综观全书，“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表现了《左传》记史的最大特点：它不是按照官方的定性与通报来记载历史，而是按照历史的事实记述；对人事的记载全面客观而公正，既扬其善，也昭其恶；不为宗国讳，不为君王讳；不遮己丑，不掩人善。     

中国传统报应观的源头:春秋善恶报应观

1 　　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宗教思想中就存在报应观念。这种观念究竟出现于何时?学者多认为《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①之言便是传统报应观的源头,我不赞成此说。对《文言》,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战国至汉初之作,而且片言只语,似不足以展现传统报应思想的形貌。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春秋时期已经产生完备的善恶报应观,尽管当时只出现“报”,尚无“报应”这一词语。善恶报应观在春秋时期得到人们的普遍信仰,这种观念的基本内涵是:个人行为的善恶将引起不同的结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左传》中,我们看到这样…     

文学与科技的根性情缘——以《诗经》的科技价值为例

文学与科技有着相同的根,它们都根植于生活和生活的需要,都是人的存在方式。中国文学与科技的根性情缘更加浓厚,文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格外明显。《诗经》是中国历史上体现文学与科技根性情缘的经典之作,这部经典文学著作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从文学层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科技的精神特质。     

左丘明及其墓·故里·后裔

左丘明是春秋时期鲁国太史(亦称左史),有名著《左传》、《国语》传世,是与孔子齐名、同时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孔子对左丘明十分尊敬和赞赏,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见《论语》)。《左传》、《国语》亦是司马迁著《史记》的主要     

走向与美学结合的社会历史批评

<正> 社会历史批评任何时候都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原则,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的精神现象,就其根本性质来说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个批评流派,严格地说还是十九世纪初在法国诞生的。它的创始人是法国的作家斯达尔夫人。她在《从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意志》等著作中,否定了当时文学理论界广为流传的以作家的天才和个人生活当作说明文学现象依据的观点,试图从文学与宗教、风俗和法律     

《左传》鲁国女性悲剧命运叙事

学界对《左传》中的女性多有述及,但对《左传》中的鲁国女性却尚未有人研究。《左传》中的二十七位鲁国女性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悲剧命运,究其悲剧根源,则在于鲁国封建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对女性的束缚和压抑,在于她们对宗法伦理观念的自我认同。     

20世纪50年代前外国文学通史的学术历程

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通史共有13部,这些文学史表现出以启蒙和教育为宗旨的总体特征.它们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周作人与郑振铎的文学史著作.周作人编写的两部外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近代欧洲文学史》均极具研究价值和意义.这两部文学史既体现出民国时期典型的文学史观,也渗透了周作人独特的文学批评理念；郑振铎编写的《文学大纲》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一并讨论,体现了编者宏大的叙事观念,在比较文学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     

撰写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传记的重要意义

《中共党史人物传》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历史丛书,是一部中共传记史学,是信史。它不同于一般的评传和文学传记,也不同于烈士传记,而是非常严谨的历史著作,同时,党史人物传是通过人物传记来反映党的壮丽斗争历史、歌颂     

先秦历史典籍中的《诗》文化现象

根据《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历史典籍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室逐渐衰微,但传统尤其是文化传统的力量仍然是巨大的。周礼的核心是礼乐文化,而《诗》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人热衷于引诗、赋诗,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其作用一是诉诸权威,二是显示博学,三是修饰,这三种作用都带有维持文化连续性的功能。因此引诗、赋诗现象在春秋时期得以不断发展,这样的文化继承传统也为《诗》的传播和阐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诗、赋诗既是重要的文化交流方式,也反映了当时一种共同的文化倾向。     

梁实秋文学观对新文学理念的平衡

中国新文学是多元的与开放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文学认识与争论也是正常的。但是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却对这些论战过于政治化,影响了我们对＂文学是什么＂问题的科学客观评价。由于梁实秋独特的文学观念,其文学思想也自然成了论战的焦点,19世纪30年代如此,而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亦然。实际上,如果我们客观理性地分析这种现象,把梁实秋独特的文学思想放在中国近代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恰当的论点应该是：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虽然与时不入,但正是这种特质才使得它成了对中国近代文学中失去理性与节制的一种纠正与平衡。     

《史记》小议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既有史学的真实，又有文学价值，我们称之为“史传文学”，如，记言的《尚书》，记事的《春秋》，编年体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以丰富文学魅力表现的著作，却是司马迁首创。司马迁，字子长(约生于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一百四十五年，卒于西汉武帝征和六年即公元前八十七年)。生于夏阳龙门，今日的陕西省韩城。《史记》的问世，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诗的跨时空文化对话——《荷马史诗》与《左传》中战争题材的叙事艺术比较

战争是政治的集中体现,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战争为题材的叙事作品,往往成为经典的民族文学,历久弥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先秦中国的《左传》,分别是古代战争文学的杰出代表,两部文学巨著对古代战争叙事的成功之处,在于剪裁得当。文章对比《荷马史诗》和《左传》中叙事者在处理战争因果、战争过程、将士描写、战争特点等四个方面的谋篇布局以及题材取舍,揭示了中西古代战争题材的作品中所展现出的颇为一致的叙事详略艺术。     

《国语》引《诗》考论

《国语》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其记载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下迄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共五百多年历史。其中引《诗》37处（次）,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引《诗》风尚、人们对《诗》的接受、阐释以及《诗》在当时的社会交际功能。     

论中国早期历史叙事中的叙事者

春秋至西汉是我国古代史学建立的重要时期,其中足以构成史学发展阶段性的著述有《春秋》、《左传》和《史记》。《春秋》处在中国史学的草创阶段,其叙事极其简略;《左传》处于历史叙事的成熟阶段;《史记》处于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辉煌顶峰,代表了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最高成就。三部历史叙事文本的叙事者处于不同的位置,《春秋》的叙事者出现在本文的叙述层,《左传》的叙事者出现在本文的故事层,《史记》的叙事者以明确的身份“太史公”出现在交流层。     

展现神州大变革的历史性画卷──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巡礼

展现神州大变革的历史性画卷──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巡礼尹均生，徐新民中国的纪实文学源远流长，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到煌煌巨著的《史记》，都为近代报告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最初的源头和滋养。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报告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反映伟大的...     

“西狩获麟”:《春秋》三传的解经体式与视野

《春秋》三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解经文献,但是它们的解经倾向不同,《公羊传》《穀梁传》以义理见长,《左传》以叙事见长;它们的解经体式也存在差异,《公羊传》《穀梁传》保留了师徒讲授的问答形式,而《左传》则重在记载性的陈述。解经观念和体式的差异互为表里,也影响到三传对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以《春秋》的结尾“西狩获麟”为焦点,可以看出三传的体式差异,以及解经体式对经学观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