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的宪法学意义——兼论中国宪法及宪法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社会管理体制以及深层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设是未来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的关键环节和主要趋势。相应地，中国宪法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将表现为对这一发展趋势的回应和指引。作为我国具有最高效力位阶的规范体系，现行宪法应当也可以对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引，保障社会建设平稳有序地进行。社会建设在遵循宪法指引的同时，也对现行宪法和传统宪法理论提出了新的诉求。面对这些诉求，现行宪法需要完善，传统宪法理论需要更新。关注和回应这些诉求是中国宪法及其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中国宪法学需要在社会变革中不断提升自身体系的开放性和理论的现实适应性，从而与国家发展和社会变革建立更加紧密、有效的良性互动关系。     

解读回应性行政与和谐执政理念的内在契合

和谐治国理念反映在政府与公民关系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而这有赖于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增强自身的回应性。作为一种政府管理理念的回应性行政与党提出的和谐执政理念在理论逻辑、价值意蕴和现实层面上具有某种内在契合。可以说,回应性行政是沟通政府与公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功能是弥合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由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断裂带。     

“后福利国家“时代对福利权利的辩护——评雷蒙.普兰特的社会权利观念

雷蒙.普兰特对社会权利问题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了T.H.马歇尔所开创的公民资格理论传统,其目的在于在西方社会重构"左翼工程",他针对新右派的攻击而对社会权利观念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后福利国家"时代持有此立场的最主要代表,但其理论的出发点就决定了其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转型中国与流动的社会工作:一个基于本土化实践的理论框架

置身于流动现代性之中的转型中国,是社会结构与人的关系快速变迁的阶段。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两种深刻的张力:一是本土性社会工作实践与普世性社会工作理论的空间张力;二是本应超前的社会工作理论却实际上滞后于社会工作实践的时间张力。发展新的理论与实践框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任务。流动的社会工作理论框架正是对流动的现代性与转型中国的实践性回应。在传统社会工作理论的结构基础上,流动的社会工作理论重新对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专业伦理、专业范式、专业边界(方法)进行塑造。     

论间接正犯概念的扩张——正犯后正犯

正犯后正犯是对传统间接正犯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扩张，它缘起于德国，并为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所继受与传承；正犯后正犯的理论核心与灵魂是犯罪支配理论，其目的是对传统间接正犯理论无法有效回应罪刑相当原则困境的突围；德国的司法实践已普遍认可这一理论，我们也应肯定该理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政治发展一元价值取向论的反思与回应——邓小平政治发展价值取向论探析

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现实条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往往面临着艰难的价值取向抉择，而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元价值取向模式，对于国情各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实来说总有域外之音的感觉。邓小平在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对全球政治发展价值取向一元化潮流做出了积极回应，提出了多元协变政治发展价值取向的合理构想。     

在规则秩序与自由裁量权之间——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如果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的过度控制,社会问题将难以解决。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在其《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中,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旨在放松法律规则对自由裁量权的束缚和限制。他们主张：为了回应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包括程序在内的法律形式主义能够被放弃。文章认为,这将必然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在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维持平衡。     

论民法典的形式、价值与中国民法典

民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法律系统化的传统,其表现为形式上的合理性,内容上储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自由、平等为其基本要素,并以此规制着人类的社会秩序。中国一向缺乏私法传统,而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使民法典的制定成为客观上的需求。面对民法价值模式的变迁,确定我们的民法价值观的选择,以实现中国民法典目的和理想。     

“社会结构理论”与回应型民间法——兼评“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对民间法研究的意义与局限

社会结构理论对于民间法研究具有意义。"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试图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分的传统理论框架,其目的是为民间法的生成和社会自治创设空间。但从本质上看,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并没有走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结构,因而其对民间法的意义就具有局限性。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社会结构多元决定着"国家控制型"和"自治型"民间法与我们渐行渐远。既具有内在的独立品格、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回应型"民间法是社会结构多元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传媒与司法的冲突——表象·原因·破解

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但二者又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传媒与司法冲突的主要表象在于:媒体过度介入司法,影响司法独立;司法无力回应传媒,妨碍新闻自由;公众不当参与表达,损害社会公正.传媒与司法冲突的具体原因在于:传媒监督缺乏有效规范、司法独立缺乏制度保障、参与公众缺乏法律知识.传媒与司法冲突的破解之道在于:媒体规范其监督行为、司法增强其自身素质、公众提高其法律修养.     

论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特点

社会保险法律关系可以作为分析社会保险法的理论工具，社会保险法在性质上主要属于保障公民社会权的公法规范，由这种公法规范调整所形成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既不同于传统的公法、私法法律关系，也有别于私人商业保险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有助于强化政府的公法责任，保障劳动者的社会基本权。     

论中国法的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

法的现代化是指由于社会的发展,传统法向现代化法转变,法治成为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基本的价值取向。由于中国法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的现代化,起步较晚,特别是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较为严重,法的现代化面临一些困境。因此,走出困境的途径,一是要切实保护公民的权利;二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三是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四是要培育法的现代化精神。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政府有效回应的路径建构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政治参与渠道狭窄、公民话语权缺失的窘境.强化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政府回应的路径建构,在社会分层整合、加快民主化进程、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公共政策合法性和消解网络无政府主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强化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要求政府在回应理念、回应原则和功能向度等方面加强理性认知,构建系统化的回应平台,建立重大决策网络民意征集制度和网络发言人制度,强化政府回应压力机制和意识唤醒机制,培育富有建设性的网络公民,以法规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并形成与体制内制度的无缝对接.     

论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管理创新的紧迫性

高职高专图书馆管理创新的紧迫性主要表现在:管理思想和服务理念上需要更新;信息社会对传统图书馆的冲击需要我们回应;国外图书馆的发展需要我们学习;国内期刊出版数字化需要我们适应;高职高专院校的特点决定了需要创新。     

论公民问责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公民问责是异体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它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受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条件的约束使得公民问责存在许多问题,导致公民问责的功效难以充分发挥。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培育公民问责文化,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建立公民问责回应机制,畅通公民问责渠道。     

论功利主义与道义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两种道德理论曾经先后或交替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一种是功利主义,它不仅是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也是近代乃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指导人们行为的实际道德准则;另一种是道义论,则是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道德观。二者都是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立为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对立,导致了这两种道德的功利原则和道义原则的对立,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的对立,以及工具和目的的对立。     

风险刑法本质论之解构——以传统刑法的建构基础为视角

风险刑法是应对社会不断增多的风险所形成的刑法话语体系,其对传统刑法的构造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表现在行为结构的错位、法益内涵的虚置,以及责任主义的嬗变上,因而风险刑法的本质只是回应国民惴惴不安心情的社会治理的暴力工具,对于社会中存在的部分风险,或许其他部门法的规制会是一条相对合理的路径。     

论江泽民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新飞跃

在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至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中 ,现代化理论作了思想上的指导。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该理论本身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西方中心论等种种缺失而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责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 ,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实际 ,强调要在开放中走一条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整体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无限防卫权及刑法第20条的理性思索——兼与张成敏教授商榷

无限防卫权是刑法学上颇具争议的问题,文章分析了无限防卫权存在的诸多缺陷以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对张教授的二难悖论作出回应。认为取消无限防卫权、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是我国刑法规范所应选择的立法模式。     

论青年马克思扬弃启蒙的内在理路

近代西方启蒙传统为马克思哲学的诞生提供了基本的发生语境和时代背景,青年马克思借助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实现了对近代启蒙的出离和突破,其基本成果即唯物史观。理清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启蒙传统之间的思想关联,彰显马克思扬弃启蒙的内在理路,有助于回应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也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精神实质及其实现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