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无脸”——清代刑部书吏研究

清代政治,有"与胥吏共天下"的特点,其中权势最盛者,当推中央部吏。清代部吏已形成职业垄断,又利用行政程序,代"所学非所用"的官僚士大夫发布、执行政令。六部中以刑部专业化水准最高、政务最为繁冗,但刑部书吏恰恰地位最低,舞弊问题最少。盖因刑部在雍正以后调整了行政运作程序,又能调动司官的能动性,改变了部内官吏关系所致。     

《冕宁县清代档案》简介

冕宁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属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在这里完整地保存着冕宁县清代时期的一部档案，这部档案所收资料自康熙46年至1950年。其主要内容是司法卷宗，是我们研究清代司法制度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此外，这部档案也是我们研究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资料。     

清代的“交通规则”

古代的路况较差，相当难走。为此，清代朝廷制定了一些“交通规则”，尽可能减少雪灾期间的交通事故。《大清律例》规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赔偿医药费，还得把坐骑贿给伤者。     

浅议清代吏治框架下州县官的司法职能

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吏治"关乎国家安危,清代州县官作为当时最基层政权的管理者,在"吏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尤其是州县官的司法职能受到特别的重视.     

清代物权关系构建的基本路径与价值追求——以“业”的概念的再解读为起点

以源自罗马法的所有权概念概括中国古代的物权关系并不完全恰当。通过对清代固有词汇"业"的再解读及清代典、一田二主等习惯的考察,可以发现清代社会自发形成的物权法律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构建和价值追求:以"一物多权"为基础,权利要素具有可重叠性和平行性;基于政府控制、文化导向、社会基础等原因,以实用价值、社会共享为基本价值追求。这样的物权制度下形成的社会分配、流转秩序同样精巧完整,其思路与价值对当代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清代赘婚

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较为低下,尤其是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深,男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女子的地位则越来越低。就婚姻关系来说,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则必须从一而终。这些都是封建社会中的非常普遍的婚姻现象,但也不能排除极个别现象,比如说赘婚。在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中,特别是封建社会,赘婚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形式,与传统的男婚女嫁的婚姻方式背道而驰,颠覆了传统社会中"夫为妻纲"的做法。本文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清代作为研究背景,对古代的赘婚制度进行探讨与研究。     

中国古代继承法制的最后形态——清代继承制度解析

清代继承法制是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的延续和发展,不但体现了宗法制度支配下的重身份轻财产的原则,而且也反映了清代继承法制的特点,如独子兼祧、身份继承传爱传贤、身份继承与财产继承的密切关系等,使之达到古代继承制度的完备型态。     

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清代官代书研究

清代为防范讼师在司法诉讼中包揽词讼、播弄乡愚，在查拿违禁讼师的同时，创设了官代书制度。官代书的设立是州县司法制度的-项改革，把写状人的身份由民间转移到官方，对清代地方司法秩序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几百年的实践过程中，设立官代书的原初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与讼师无别而被取缔。     

清代州县审断的灵活性——以清代南部县档案中“判词”为例

分析清代川省南部县档案中的"判词"在知县审断中的运用、形式、内容以及作用等呈现出的特征,可以揭示有清基层衙门在审断纠纷上与中央官厅的不同面向,进而从审断中表达知县态度的文本——"判词"——这一侧面,说明了至少清季州县在纠纷审断上所具有的,也是当下司法所不具有的灵活性或自主性。     

清代法律史研究的“边缘突破”

清朝时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体系。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清朝的历史对我国产生及其深远的影响。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多尔衮入关,顺治帝迁都北京。入关20年内,清先后打败了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统一了全国。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王朝之一,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清朝是人数最多的封建王朝。清朝是我国转型的重要时期之一,因此一直是我国法律研究的重点,本文就清代法律史研究的"边缘突破"展开研究和探讨。     

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清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诬告现象的普遍,有"无谎不成状"之说。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在清代特定的司法结构之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了清代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抓大放小"式的司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诬告犯罪本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纵,这使得百姓诬告的风险降低,从而鼓励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例与清代的法源体系

古代法律演变至清代,"例"成为法典之外各种国家制定法规范之通名,在法源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清代的法源体系由基本法典与例两大系统构成,典例相辅,相得益彰,有效发挥其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典例相辅"的清代法源体系,是古代法源体系的完备形态,这是清代立法及法律编纂水平高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略论中国传统司法的“不确定性”——以清代司法为例

中国传统司法有无"确定性"?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澄清司法"确定性"的含义和标准。本文以西方近现代的法的"确定性"观念为标准,以清代司法为例,从适用法律规定是否具有确定性、事实认定是否具有确定性和法律推理过程是否具有确定性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司法进行考察,得出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结论。     

从徽州讼费账单看清代基层司法的陋规与潜规则

徽州讼费账单所见之陋规,主要是围绕着清代相关基层司法制度而设,暴露了基层司法运作过程中诸多的潜规则,也再现了基层司法运作的实态。陋规存在的主要原因有清朝文官制度中存在诸多弊端、满足书吏衙役办公和生计所需、司法体制和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欠缺、统治者意图以提高诉讼成本来促使民众主动息讼等。     

清代的犯罪存留养亲

清代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运用犯罪存留养亲制度最有成效。清统治者继承了明律的规定 ,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例文和成案 ,逐渐放宽了对留养条件的限制 ,形成了从声请留养到枷责发落的一整套严格的程序 ,使此制得以有效而广泛地推行开来。     

被拜为“河神”的清代名臣

清代道光年间，曾出过一位功勋卓著的治河大臣，泽被千秋的他去世后不仅万民哀悼，连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为他亲自写了祭文，老百姓为他修建了祠庙，拜他为“河神”，每逢水患，便去祭祀。 获此殊荣的这位人杰，就是清代名臣栗毓美。     

清代赎刑初探

清代的赎刑规定复杂多变,本文以乾隆时期为切入点,对清代赎刑及其变化做初步探讨。     

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戴震对程朱“理欲说”的批判及其意义

戴震(1723——1777)是我国清代杰出的思想家,古代朴素唯物论的最后一位代表。他生活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当时社会历史特点是:国内反清斗争已基本镇压下去,社会暂时趋于稳定,经济有了新的繁荣。     

清代民间土地契约对于典的表达及其意义

典是中国古代民事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这一概念在现代民法的权利体系和概念体系下却不能正确解读。本文通过分析清代民间土地契约中对于典的关系的表达,把握存在于清代的关于典的观念和习惯,并由此得出结论:在清代,典在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性的卖,出典开始了一个业权转让的过程,找贴是其后续阶段,在找贴之后便成为绝卖。因此,我们很难将清代民法中的典归入现代民法中的物权体系,甚至也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现代民法中的债权关系,而需要对其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     

清代民事诉讼意识的萌发——以清代档案为视角

清代司法档案提供了考察清代民事诉讼的信证。清代民事法律关系由简单趋于复杂化,表现出民事案件比重上升、民事诉讼主体扩大、诉讼内容广泛、审判灵活、执行简便等特点,说明传统的息讼理念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民众的权利意识正处于觉醒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