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的差异性——以梁丽案为例

在梁丽“捡金案”中,根据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和现场监控视频显示,并结合我国刑法理论,梁丽构成盗窃罪无疑,但是在实践层面,梁丽案却走向了不同的结果。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发生了严重偏离。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的差异性主要原因在于案件评判各方的逻辑起点与立场选择不同以及“媒体审判”倾向的存在。应当以证据事实为中心,将由证据构建出来的案件事实作为我们分析和评价的基点。同时,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应当进行调整。     

从刑事法治的视角解读“梁丽案”

＂梁丽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案到底该如何定性？如果媒体对该案报道的事实是真实的,那么梁丽的行为既不构成盗窃罪也不构成侵占罪,只是民事违法行为。但该案却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法律的进一步完善,等等。     

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偏离——梁丽案之我见

关于梁丽案,有盗窃罪、侵占罪与民事不法之争。这三种观点虽然在定性上迥然有别,但就客观事实来说,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如何认定装有金饰的纸箱的法律性质。此外必须考虑的是,梁丽对于该客观事实产生了主观认识上的偏离,这势必影响对其行为的定性。     

关于梁丽案的法律分析——一个伪刑法问题

对于梁丽案，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给了我们及时了解案件进展情况的机会。但纵观各媒体的报道，多半在拿粱丽清洁工、进城务工人员等这些身份试图表明粱丽属于弱势群体一员的标签“说事”，当然基于媒体对信息的筛选，相当一部分人对粱丽表示同情，认为梁丽无罪。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部分人的情感诉求，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因为这样的情感因素作祟，就止步于这样的同情式的支持。当然，也不乏有人针对梁丽案件，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尝试对粱丽案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本案提供一些路径上的选择。     

如果梁丽被诉侵占罪——以缓刑适用为视角

梁丽＂拾金＂后未主动退回的行为构成侵占罪,由于社会舆论等影响,被害人未对其提起自诉,梁丽得以被释放。对于具有与梁丽类似情节但被提起自诉的犯罪者,应积极使用缓刑等行刑方式,亦可以达到一般预防和社会预防的双重效果。但我国缓刑适用上还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阻碍着缓刑制度发挥功效。笔者主要着重论述量刑规则及缓刑执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途径。     

论"假一罚十"承诺的法律性质

"假一罚十"承诺的法律性质如何,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较多争议的问题.商家"假一罚十"的承诺与商家和顾客之间的买卖合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但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假一罚十"是商家的单方允诺,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它以买卖合同为生效条件,属于附条件的单方法律行为.     

对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的再认识

如何区分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争论,在刑法实践中也不易操作."不法侵害行为的结束"不等于"不法侵害的结束",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不能单纯从犯罪行为是否继续或犯罪行为是否既遂来判断,而关键看防卫人的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中还有无可能有效排除不法侵害行为或行为导致的危险状态;是适时防卫还是事后防卫,应以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不法侵害行为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     

国家出资企业高管贪污贿赂犯罪难点问题的认定

国企改制和管理的复杂性导致了国家出资企业高管贪污贿赂犯罪认定的一系列难点问题.国家出资企业高管”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的界定不仅要鉴别是否为”委派”和”从事公务”,还应认定其实然职务行为与应然公务行为的关联.剖析国有出资企业高管隐匿国企资产行为时,对企业资产的范围、隐匿的行为方式以及改制后的企业属于原国企高管个人持股的企业还是属于职工集体持股的企业等问题的认定在实践中仍要谨慎.对”实际控制”的理性分析则是高管贪污贿赂犯罪既遂标准的关键.贪污数额是否应按照国有股份比例扣除,取决于贪污的国企资产是否还存于国有资产中.     

行政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及其化解

在公共行政实践中,行政人员经常需要在多种方案中做出令人苦恼的行为选择.面临"做了你也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的两难境地.可见,这是一种常见的、典型的伦理困境.如果不加以解决,势必会严重影响着公共行政的效率和公共性.对于这种伦理困境的化解,学者们往往从"外控"(亦即法律制度)和"内控"(亦即伦理道德)这两个维度来研究的.值得思考的是,这两种方法从何而来?如果不搞清楚这一问题,是不能深刻认识它的意义和作用的.不可否认,这两种"手段"属于传统的行为控制方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然而,为什么在现实中还会存在诸如贪污腐败、玩忽职守等问题呢?是否有必要在利用这两种方法的同时,寻找"非控制"手段呢?这种"非控制"手段存在吗?它能起到作用吗?本文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试图提出一些自已的看法.     

"中国威胁论"的由来及其实质

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舆论中,"中国威胁论"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并呈现进一步泛滥之势.那么,"中国威胁论"是怎样出笼的?西方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动机何在?中国的发展是否会对世界构成威胁?本文将对此予以剖析.     

《国家赔偿法》第19条免赔事由的理解与适用

《国家赔偿法》第19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免责事由,含义是行为人实施了一定违法行为被刑事立案,但经过侦查、审查起诉直至审判阶段,最终未被判决有罪的,对于因刑事追诉需要而予以先行羁押的.检察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有权对公安机关的撤案理由做实质审查,而不应简单以其载明理由作为赔偿与否的依据.     

试析“两抢一盗”案件的规律特点、成因及打防对策

"两抢一盗"案件是指抢劫、抢夺、盗窃案件,系典型的侵财型犯罪。此类案件量大面广,不仅主导着刑事案件的发案态势,也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虽然自2005年起公安部多次开展全国范围的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但是此类犯罪仍然居高不下。因此,根据"两抢一盗"案件的规律特点、成因制定打防对策是公安机关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新论——兼析“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同类客体之差异

已有观点对票据诈骗菲犯罪客体的认识,圃于"纯刑法"或者"纯公法"的思维方式,认为本罪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具有局限性.对此问题要从整个法律体系(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或者公法与私法的关系)的角度,并结合刑法分则的体系结构进行整体把握.本罪的主要客体应该是"票据流通秩序",而非所谓的"票据管理秩序",二者分剐代表了"讼"和"私"两种不同的法益.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的同类客体是不同的前考如该节罪名所捞述的,是"金融管理秩序",而后者则是金融流通秩序.     

论“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构成贪污犯罪时,并不要求挪用公款行为必须构成犯罪,但是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备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同时,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等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公款后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也应当按照贪污罪论处。     

试论贪污罪犯罪对象的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的一则案例,定贪污罪还是诈骗罪,存在严重分歧。贪污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对象是否是公共财物。而理论和实践中对公共财物的界定模糊,导致实践中认定贪污罪存在争议。现行刑法规定,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是公共财物,特殊贪污罪的对象包括国有财物、应交公的礼物、保险金和单位财物。这一规定已落后于司法现实,亟待调整。立法应将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扩大到公私财物。     

破坏交通工具罪中“交通工具”的认定研究

传统刑法理论对于＂交通工具＂的认识和理解存在误区和空白,需要修正和明晰：包括私人所有、使用的小轿车在内的各种私人所有、使用的交通工具都属于破坏交通工具罪中的＂交通工具＂。认定本罪中的＂交通工具＂必须符合三大特征：一是必须具备公共性背景特征,但交通工具自身不必天然具备公共性交通运输特征;二是必须具备对象性特征,即必须可以解释为法定的5种交通工具;三是不要求具备现代化特征或曰符合＂现代化＂标准。     

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

抢劫罪八种加重处罚情节中,“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点。从立法本意出发,分析“公共交通工具”的含义,可见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将小型出租汽车和单位内部班车排除在“公共交通工具”之外的合理性。同时未经合法程序审批而实际从事公共旅客运输的机动车,也应视为“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实际上包含两种情形,其认定应注意几个问题。     

非财产利益贿赂的犯罪化和追诉标准

“非财产利益贿赂”侵犯了贿赂罪的客体,并且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犯罪化的程度,应以贿赂犯罪论处。“非财产利益贿赂”的追诉标准是行为人谋取或为他人谋取到了不正当利益的,应予追诉。     

110报警服务工作如何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10报警服务工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一、坚持快速打击违法犯罪,竭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始终保护和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二、坚持公正文明执法,乐于团结奉献,始终创造和弘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三、坚持全面履行职能,切实兑现"四有四必"承诺,始终维护和实践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5．24”雇凶伤害案看犯罪心理分析在侦查实践中的应用

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有特定的犯罪动机,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往往成为侦查破案的关键。比如雇凶伤害这类特殊刑事案,认定直接凶犯比较困难,因此更加依赖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分析,寻找犯罪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