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三颗“卫星”

1961年5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对《人民日报》宣传“大跃进”以来的错误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其中，就包括了违背客观事实的所谓放的“卫星”：     

1958年“教育大跃进”的几个个案

1958年河南省在全国率先发动了"教育大跃进"并影响全国教育界。但由于缺乏客观条件,主观上又 盲目发烧,所以注定了突击办学不可能长久,果真这种"大学"大多流于形式,少见实效。     

1958—1959年毛泽东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礼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     

1958年的高教“大跃进”

1958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始终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再接下来一个公社一个。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全县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徐水．还有山西平遥的综合大学，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     

1958年河南教育“大跃进”

王锡璋(1915-2006),从1958年初到1983年,先后担任河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后又担任了两年省人大教科文卫工委主任。王锡璋长期主管河南教育工作,对有关教育的许多重要会议和事件,他都是亲历者,可谓河南教育事业历程的见证人。1995年采访他时,蒙其赠送了《一九五八年的教育大跃进——教育工作回忆之一》的油印材料。河南大跃进50年后的今天,我又重读王锡璋当年写的这册油印回忆录,感到这是记录1958年河南教育大跃进实情的沉甸甸的信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于是,择其要点整理,以作此文。     

1958年的电影“大跃进”

追溯1958年电影“大跃进”历程,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与中央发动和实施“大跃进”部署紧密关联,可谓亦步亦趋。 这一年5月25日至31日,文化部电影局召开全国电影事业“大跃进”工作会议,确定了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小组会上提出的“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的“跃进”目标,还规定到1962年生产故事片150部,1967年计划增加20部至25部。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把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成为世界上电影事业最先进的国家,在事业规模、影片数量上赶上或超过美国。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当年均开始生产影片。会议还决定将发行权下放,在5年内发展电影院2000座,农村放映队18000个。     

1958年的电影“大跃进”

1958年,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出现的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已为实践证明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和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这一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同样波及文化领域,电影系统就曾深受影响,上上下下头脑发热,一再盲目跟进,原本规范有序的电影生产和管理局面受到很大程度破坏,从而使电影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     

“五反”运动斗争策略初探

毛泽东曾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国革命和建设要取得胜利,“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1952年的“五反”(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客观实际情况,采取了各种正确的斗争策略,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以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成功地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既清除了他们身上的“五毒”,又团结他们发展了生产和     

“大跃进”民歌文化现象初探

大跃进民歌是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为浮夸风、共产风提供了广泛的想象空间,体现出对于科学态度蔑视的社会心理,为大跃进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政治话语规约下的变形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这种具有民族形式的诗歌体并没有成为新诗健康发展的起点,反而被进一步推向大跃进运动的狂热之中。     

简论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一些特殊国际事件的作用，原先潜沉在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开始获得现实条件并浮出水面。毛泽东将“世界革命”寓于“反帝反修”之中，“反帝”又寓于“反修”之中；而“反帝反修”又寓于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这样“世界革命”的目标，经过一系列过程转换，最终表现为支持边缘地区第三世界民族运动。     

“大跃进”时期苏州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述评

"大跃进"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次大胆尝试。钢铁作为当时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强弱的主要标志,"大炼钢铁"运动理所当然成了大跃进的核心内容。然而,由于其违背了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大炼钢铁"运动注定是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本文以苏州地区为例,通过对当地报刊及馆藏档案资料进行梳理与分析,对苏州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的道路、方法、结果及评价等方面进行述评,以期管中窥豹,丰富这一段历史的研究。     

“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

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际,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并亲自发起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讨论围绕着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性质及表现等问题展开。随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逐渐发觉和纠正,讨论没有深入开展下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毛泽东追求其理想社会的一种方式,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革命的“必然性”及其“限度”——论马克思的“革命观”对西方“近代革命逻辑”之超越

西方近代革命逻辑肯认,革命的必然性源于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而其限度应是建构合理的政治自由制度,其余的问题都应在制度的框架内解决。这具有很大的真理性。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它未能见及,在阶级斗争表层现象的深处,隐藏着决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质底。马克思的革命观揭示了这一质底从而超越了西方近代革命逻辑。依据马克思的革命观,革命的限度不应仅是建立合理的政治自由制度,而是根据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而不断解决人类面临的必然性问题。因为一个再合理的制度也不能根本解决由社会矛盾运动所帯来的无止境的必然性问题,据此,该制度也会由原先的合理而走向不合理。所以,人类在建立合理的制度之后,除了要求在制度的框架内解决社会问题外,还应该要求在法治的前提下,能够通过民主的程序而不断完善甚至改革制度,以此来不断解决面临的必然性问题。     

“大跃进”时期苏州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述评简

“大跃进”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次大胆尝试。钢铁作为当时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强弱的主要标志“,大炼钢铁”运动理所当然成了大跃进的核心内容。然而,由于其违背了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大炼钢铁”运动注定是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本文以苏州地区为例,通过对当地报刊及馆藏档案资料进行梳理与分析,对苏州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的道路、方法、结果及评价等方面进行述评,以期管中窥豹,丰富这一段历史的研究。     

1958年农村公共食堂是怎样兴起的？

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为这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那么,这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如何兴起的？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述略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一类群众组织,最初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建立起来领导运动的组织形式。工作组撤出后,毛泽东提出新建或重组这一类组织机构的问题。这一类组织被指定为在各单位领导和推动运动的新机构和组织形式。随着运动发展,这一类组织机构并没能发挥预想的作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跃进”时期“左”倾指导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的曲折进程中,"左"倾指导思想一度主导了新中国成立后前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大跃进"是其中颇具典型性的一个历史时段。"大跃进"时期,"以所有制变革为先"逐渐成为共识;其后,"不断革命论"在反"反冒进"中提出并得到贯彻,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酝酿和明确提出,则标志着"左"倾思想的登峰造极。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趁穷过渡",乃是"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必然选择。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关中地区中共革命的兴起

陕西关中地区中共革命的兴起,与渭河两岸中心区城市功能分化密切相关。渭北在经济、文化上分割了西安的部分功能,而军事割据更增加了渭北对省城的独立性。加之返乡知识分子借助报刊、学校、社团形成的关系网络传播革命思想,渭河两岸的革命运动得以兴起。早期西安、渭南、华县、三原的团组织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但是随着“驱吴”运动中西安团组织渡渭河北上、与渭北青年运动合流,以及京、沪党组织代表对渭河两岸团组织的改造,一种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列宁主义政党成为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刘少奇“文革”中的两次公开“答辩”

从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了所有发言权.特别是进入8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后,刘少奇面对党内外不断掀起的口诛笔伐批判浪潮,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帽子”的他几乎到了百口难辩的艰难地步.尽管处境日甚一日的艰难,但刘少奇面对险恶困境却始终没有气馁.1967年4月和7月,刘少奇曾有过两次公开的书面“答辩”.这应该是刘少奇两次绝无仅有的最后申辩,也是他生命进入倒计时之前对如潮诬陷所作的最后抗争.今天记得刘少奇这两次“答辩”的人可能不多了,重读当年红卫兵小报上的“反扑文章”,感到刘少奇不惧死亡、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可贵.     

江泽民在“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江泽民是幸运的。虽然经历“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却几次幸免，相对而言安然无恙。在当时遭受“大跃进”破坏的中国，上海算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孤岛”。江泽民和妻子每天日子虽然过得艰辛，却十分平静。历经风险的他们充满希望，等待那些破坏性的政治运动离去。可他们哪里知道，等来的却是一场声势更大、破坏力更强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