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情节适用的若干思考

量刑情节的适用是量刑活动不可或缺的环节和内容之一。正确适用量刑情节是确保量刑公正的前提和重要方面。就单个量刑情节的适用,以及多个量刑情节并存的适用,谈一些个人的思考和观点,以期对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     

酌定不起诉条件中"犯罪"情节的思考

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关键就在于对其前提条件犯罪情节轻微的理解和把握 ,对此 ,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不同认识。在本文中 ,作者在对刑法中的“情节” ,定罪情节量刑情节等概念进行了考察分析之后 ,认为量刑情节具有决定宣告刑、变更法定刑的功能。因此 ,酌定不起诉条件中规定的“犯罪情节” ,应作量刑情节理解。     

浅探量刑情节与法定刑

量刑情节所依据的法定刑是什么?一种观念认为量刑情节所指的法定刑是某一罪名的整个刑罚幅度,从重处罚是在该罪名的整体刑罚内从重,从重处罚情节是导致法定刑升格的主要依据.本文对这种观点从法理上、实证上进行了反驳,认为,量刑情节是依附于犯罪事实而存在的,而每一个犯罪行为的法定刑都是根据该罪行的轻重而设定的具体刑罚档次,量刑情节适用的基础是罪行法定刑.从轻、从重处罚都只能是在所该当的刑罚幅度内判处.把罪名法定刑作为量刑情节的法定刑,混淆了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与减轻处罚、加重处罚的界限,这不仅法理上是错误的,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隶属度函数在量刑情节数量化中的应用研究

量刑时，刑法中量刑情节的过度模糊性不利于审判者依据“区间式”的法定刑规定做出精确的“点式”宣告刑。运用模糊集合中隶属函数的方法，根据已知的条件，将不同程度量刑情节的隶属度数值化，即给定范围内具体量刑情节元素对它的过度模糊量刑情节论域的隶属关系用介于0和1之间的实数来表示隶属程度，然后在数量化的基础上对具体量刑情节进行综合的数量化计算，这将有助于精确地求解公正、确定的刑种和刑期。     

罪刑法定语境下适用酌定情节的理论根据论析

酌定情节是具体内容和功能都缺乏刑法明确规定的量刑情节,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在形式上似乎不相符.但是,由于罪刑法定原则实行成文法主义,而成文法有其固有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弊端,因此,在刑罚裁量时适用酌定情节能够有效地弥补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有利于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保护宗旨.     

酌定情节法定化的理据与路径

酌定情节作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核心内容,其法定化的基本法理依据是:绝对理性的幻灭与自由裁量的无可规避性,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权限导向。其法定化的现实依据是基于对我国现阶段司法现状的考察,对我国刑法学界重定罪轻量刑、重法定情节轻酌定情节错误导向的纠正,以及对域外立法成功经验的借鉴。酌定情节在刑事立法上的路径抉择为:刑法总则在规定量刑的基本原则时尽可能详尽地标举出量刑应当考虑的基本因素;以立法的形式标举出现实中较为常见、司法实践和理论总结较为成熟、含义相对确定的酌定情节。     

关于犯罪人人格态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问题

人的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受制于诸多因素,在主体社会化不完善时极易生成犯罪人人格,产生对刑法所保护价值之敌视、蔑视或漠视态度.表征犯罪人人格态度的罪前、罪后情节均应成为影响定罪量刑之因素,其中尤以刑法明定的罪前、罪后情节为要.     

包容犯及相关问题的探析

包容犯是行为人在实施前罪的过程中又实施了与其具有并发关系的另一种犯罪即后罪,但刑法仅将后罪作为前罪的加重量刑的情节不实行数罪并罚的犯罪形态。包容犯是重罪包容重罪或轻罪的法定的一罪,其加重处罚的原则合理地制裁了现实社会中主观恶心极大的犯罪分子,其罪刑相适应的优点有力地回应了学者们对加重处罚原则提出的异议。     

自首前置情节对量刑的影响——从司法实务角度看自首的认定

在基层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在审查起诉及审判量刑情节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对定罪情节把握都比较准确却往往忽略了量刑情节上的一些细节,自首的认定直接涉及处刑情节,对于自首的认定应当是谨慎而严密的,仅是认定自首也未必是必须采取必减原则。     

关于量刑辩护的思考

量刑辩护是一种存在于量刑程序中的独立的辩护形态。量刑辩护的发展对于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价值。国外许多国家存在着关于量刑辩护的立法和实践。目前我国对于量刑辩护的研究还有待深入。量刑辩护还需要保障措施,其中判决书说理制度、针对量刑辩护程序违法的上诉,以及律师的调查取证制度值得关注。     

重罪刑事案件的和解刍议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不仅在理论层面观点各异、争议很大,而且在实践层面也因为缺乏操作规范和裁量标准而引发"花钱买刑"、"同罪异罚"的质疑。重罪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不是为了在定罪、量刑上消灭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而是定位于作为量刑时从轻考虑的情节。因此,重罪案件刑事和解不是代替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更不是对国家适用刑罚权的漠视。重罪案件(包括死刑案件)引入刑事和解,既要充分体现刑事和解所具有的广泛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又要对其范围进行限制性适用,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和侵犯法益综合衡量。这既是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的统一,也是一般正义下实现个别正义的需要。     

职务犯罪非监禁刑的适用与规范

职务犯罪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偏高,违背了罪刑均衡原则和依法从严惩处职务犯罪的精神。规范职务犯罪非监禁刑的适用,需要正确对待非监禁刑,准确把握非监禁刑适用的条件,防止过多、过滥适用非监禁刑;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依法严惩职务犯罪的精神;统一职务犯罪自首、立功、坦白等量刑情节的认定与运用,规范和严格控制职务犯罪非监禁刑的适用,防止对职务犯罪人为地＂降格＂处理。     

“轮奸”认定的相关问题探究

随着近几年国内外轮奸案件的频发,如轰动一时的"印度黑公交轮奸案"、"旌德县三男子轮奸一女教师案"、"李某某轮奸案"等,轮奸对社会的影响巨大也成为阻碍社会秩序稳定的不良因素,我国刑事立法将其置为强奸罪的法定加重情节之一予以严厉打击,但该情节的司法适用仍旧存在问题,通过反思立法存在的不足从而探究完善之路径。     

论经济犯罪的刑罚模式改革

当前,经济犯罪刑罚轻缓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而我国经济犯罪惩罚还存在刑种设置单一、财产刑适用不足、量刑情节模糊等问题。为使我国经济犯罪刑罚改革跟上世界刑事法的发展潮流,应在宽严相济形势政策指导之下完善经济犯罪惩罚的财产刑和资格刑,对现行刑罚模式予以改革。     

酌定量刑情节存在范围的反思与重塑

酌定量刑情节既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逻辑,也有其自身的开放特性。实践中司法认定基于按图索骥的思维,严重限缩了其存在范围,导致大量判决超出国民预期。为充分发挥酌定量刑情节的刑罚调节功能,司法理念上须对其予以正视,实践认定中则宜从微观与宏观层面予以把握。     

勾建我国量刑证据契约机制初探

量刑程序的对抗性较之于定罪程序大大降低，因此，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模式也有别于定罪程序中的证明模式。在量刑程序中引入证据契约机制，建立合意式的证明模式，不仅会提高诉讼效率、缓和各方矛盾，还有助于实现量刑个别化和量刑公正。构建我国量刑证据契约机制应注意规范其适用主体、适用条件及法律效力等问题，以确保其价值目标的实现。     

《刑法修正案（八）》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理解析

为加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了重大修改。结合修改内容,研究对该罪构成要件中的食品含义、行为方式、明知的认定,量刑情节中“其他严重情节”、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该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毒品犯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类罪的区分,有利于促进修订后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     

浅析犯罪情节测试法

犯罪情节测试法(Guilt Knowledge Test简称GKT)是依据侦查、勘查、检查鉴定等获取的案件信息,编制若干组题目,对怀疑有可能作案的人进行心理测试的一种方法。本文从犯罪情节测试的科学性、使用条件、作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论“引诱幼女卖淫罪”之适用——以援助交际为切入点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涉及引诱幼女卖淫的案例较少,该类犯罪并没有引起我国司法部门的重视。但是,援助交际现象的出现,不仅让民众感到不可思议,也为法院对引诱幼女卖淫罪定罪量刑带来新的挑战。在分析援交与卖淫不同之处的基础上,对引诱幼女卖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对引诱幼女卖淫罪与相关罪名进行界定,并分别对"明知""、幼女的认知能力"和"引诱"做了剖析,有助于司法机关认清此罪与彼罪。在本罪的刑事裁量上,建议考虑法定量刑情节和相关的酌定量刑情节。     

论我国建立独立量刑证据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明确做出区分,庭审中二者混同,调查顺序与方式均由法官自由裁量。而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建立的前提下,明确规定量刑证据的种类,将与定罪无关的量刑证据分离出来,置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之中予以认定与调查,适用与之相对应的证据规则,并形成独立的量刑证据制度,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