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效解释原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很多著名国际法学者阐述过有效解释原则,普遍认为,有效解释原则是条约解释的国际习惯。在国际司法实践中,有效解释原则在条约解释中得到了广泛应用。WTO上诉机构认为,有效解释原则是WTO协定解释的基本原则。     

"课程理解"广狭义辨

学界分别用"课程系统"和"教材"这两个理解对象区分"课程理解"的广狭义虽简单明了,但这种区分稍显粗糙。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些混用现象和弊病都与之有关,说明人们对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广狭义背后的理路没有理清。"课程理解"是教育学科领域的基础性概念,是研课程、讲课程及学课程绕不开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对其作精细分析。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在哲学原理上,广义"课程理解"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课程;狭义"课程理解"从教学认识的角度达到课程理解。在理解的方式机制上,广义"课程理解"运用的是抽象(经验入)及演绎(先验入)思维,产出课程的概念以及课程观;狭义"课程理解"运用的是理解—解释思维,产出课程文本语言的意义及认知模式。在理解取向方面,广义"课程理解"的取向侧重价值层面;狭义"课程理解"的取向侧重主客观层面。在理解的影响因素方面,广义"课程理解"主要集中在理解主体、学科理论、国家意识形态及实践问题等;狭义"课程理解"主要集中在理解主体、解读方式及文本载体三个方面。     

利息是如何产生和决定的

<正>有关利息的来源,不同经济学家会有不同的解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对利息的来源提供了原创性的货币时间价值理论解释,由此对利息理论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这里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资金出借者愿意融出富余资金以获得利息回报呢？庞巴维克的解释是,这是因为个人对货币存在时间偏好或者时差偏好,货币存在时间价值。根据他提出的货币时间价值理论或货币时差偏好理论,比起等待未来才能得到的货币,我们更喜欢现在的货币。     

邓小平发展理论中的历史性解释原则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建立在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创的历史性解释原则基础之上的。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一方面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了这一历史性解释原则,另一方面,又以这一历史性解释原则开创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原理。     

原则加例外: 重复性供述排除的模式选择——基于解释论视角的分析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规定了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确立了原则排除、例外允许的排除模式。在继续效力理论下,原则排除、例外允许的模式相较于一概排除和裁量排除说具有正当性。在原则排除视角下,刑讯逼供的文义解释较为狭窄,按照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要求,应将其扩大解释为狭义的刑讯逼供、严重威胁和非法拘禁等方法。在例外允许视阈下,主体变更和诉讼阶段变更的文义解释不相当,需要运用体系解释扩大对主体变更情形下权利告知的范围。按照目的解释的要求,对于承受能力弱的特殊人群应限缩例外情形的适用范围。     

论我国刑法解释中的类型思维与形式立场——以虐童事件的入罪问题为视角

对于虐童行为是否定罪、应定何罪的争论,反映了不同的刑法解释立场。在当前法制转型期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下,用类型思维解释刑法更具合理性,且应坚持形式解释的优先性,不轻易突破文义的本来含义。这既是严密法网、贯彻罪刑法定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     

我国保险合同解释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保险的实现是通过保险合同来完成的,履行保险合同过程中常会出现纠纷,而纷争也大多是由于合同语言的歧义或含糊引起的,此时,保险合同的解释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我国的保险和保险法律制度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1995年6月30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这部法律也吸收和借鉴了国外保险立法的成功经验,在合同解释上规定了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但仅此一条,没再规定其它的方法,而且《合同法》中关于合同的解释方法也是非常原则的,使得在保险合同纠纷的司法过程中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或者操作过于简单和粗略。那么,如何确立良好的解释规则并正确运用,使合同的实现更显公平、正义,真正做到最大诚信,这是进行解释的最终目的。     

贸易自由化与人权制裁价值冲突的法哲学考察

多边贸易体制倡导消除有损自由贸易精神的单边贸易壁垒。GATT一般例外条款可作不同的理解,引发了WTO成员基于人权目的采取的单边贸易限制或禁止行动,是否会违反贸易自由精神的问题。普惠制和最惠国待遇制、国家安全例外最易激起贸易自由化与人权制裁的价值冲突。国际条约解释方法对自由贸易与人权价值的冲突,能够起到一定的调和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解释功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是轻轻重重、以轻为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能够直接用于法律裁判,必须通过危害性概念这一内容"连结点"和实质解释论这一方法"连结点"才能够被引入法律论证。关于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罪名说"与"罪刑说"的不同解释反映了刑事政策的不同态度。     

从规则主义到建构主义——以判文解释为视角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一直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维护法制的权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视实践中的判文解释,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固有的一些缺陷,如过于注重法律的确定性和形式理性,而忽视实质理性和现实人权的保障等。而实践建构主义法律解释观更符合现实需要。建构主义解释不仅探寻法律价值所为何来以及人们在何种方式上达成共识,而且也将日常生活中混合了其他因素且不同向度的情感倾向容纳其中。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