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视野中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及其限度

政府“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一个政府的“公共性”是通过其行为价值取向与行动能力来直接体现的。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取向在强化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因此,合理设计市场经济中政府所应充当的角色,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度分析,是增强政府“公共性”的理性选择。限定政府的行动范围必须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和适度性、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决策的法制化等问题给予充分关注。     

中国行政改革进程中公共性问题分析

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也是公共管理得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基石。但是,公共性不断受到公共管理发展中的管理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和威胁。因此,挖掘公共性的内涵,对公共性进行界定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在公共危机下进行的,如何去捍卫与补救公共性,是中国行政改革进程中不可忽略的问题。在行政改革中要确立公共性是确保公共部门行为与公共政策合乎公共利益,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的关键。     

有限理性与政府决策

传统理论将人假定为全知全能的人,将组织也假定为全知全能的组织,将政府也假定为全知全能的公共组织,这是不对的。因为任何由人构成的组织都有其局限性,作为公共组织的政府也不例外,所以这种假设不仅误导了政府本身,而且也使民众对政府决策有过高的期望。正是由于有限理性使政府决策有其不可逾越的局限性,使得政府的决策同其他各种各样类型公共组织和私人企业组织的决策一样,是有限理性的决策,而不是理性决策。政府应该采取扩展理性的方法减少有限理性,减少决策失误。     

公共性视域下政府生态责任研究

生态环境危机呼唤政府承担生态责任。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特征,政府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和公共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应负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从公共性的视角出发,政府生态责任理念主要表现为生态善治、生态服务、合作协商三方面,与此相应,政府公共性生态责任的实现就有了多元参与的生态治理机制、服务为先的生态服务机制、沟通协商为核心的多元合作机制的对应设计。     

公共理性：现代多元社会的价值诉求

随着“人的发现”成为主旋律，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意识的苏醒，使同质性社会得以消解．差异型社会得以形成，个体的价值观、信仰、准则和人生意义难以排序，无法区分，现代多元社会由此发端并走向成熟。价值观、理念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冲突和紧张．公共理性既是良善社会中公民交互中的美德与风范，亦是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并走向和谐的社会规则。它具有信任、宽容、妥协、协商等表现形式。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养成，赖于“公共人”的型塑与造就．个体与组织应从狭隘的个体理性中走向公共理性，从“经济人”走向“公共人”；作为公共利益的看守者和代理人，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也应摒弃狭隘的政府理性，重新恢复政府“公共人”的神圣角色，在权力的运使和责任的担负中凸显公共性，在公共领域中大胆拒绝权利。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异化及其救治

公共管理是传统公共行政之公共性以及一般管理之工具性的结合体。公共性主要表现为公共组织的公共性、公共管理职能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性。但由于过多关注公共管理的管理性,强调其工具取向以及技术理性,诱致了官僚制的畸形发展、政府失灵、权力寻租等现象,使得公共管理公共性异化和缺失,引发公共部门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应从组织再造、职能转变以及寻租规避等方面予以救治。     

地方立法中管委会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化解进路——基于杭州市地方立法中管委会合法性的考量

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等中央立法中对于开发区管委会的法律地位未有明确的规定，管委会在前述法律规范中至今仍然缺席，只是在国务院的部门规章中才偶有出席。而对管委会的法律地位有较为清晰的勾勒则归功于地方立法，尤其是地方性法规功不可没。但由于关涉一个国家的宪政体制，仅凭地方立法的规范则必然勉为其难，且定会导致管委会的合法性危机的不断显现，并严重影响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推进和法治政府的实现，唯有对管委会合法性危机’及时作出法理性回应，其合法性危机才能最终得到消解。     

作为宪政民主新范式的协商民主:概念、价值与特质

为解决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晚近西方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秉持立法和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应当源于自由平等公民间的协同商议立场,并通过国家的宪政制度设计以实现真实自治的民主理想。作为宪政民主理论的新范式,协商民主以维系理性共和国的宪法秩序为旨归,具有彰显人民的宪法主体地位、形塑和谐的国家与公民间关系、矫正自由民主的内在缺陷、控制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培养公民宪法认知力的重要价值。协商民主还蕴涵着深刻的宪政品格:尊重宽容是理性协商的前提,积极参与是公民的协商美德,互惠合作是持续协商的基本原则,程序正义是有效协商的制度保障。     

政府与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合法性的行政机关,同时也是其本国公民利益的代理人,它的基本职责便是服务于公民。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的过程中,政府对公民的信息申请有义不容辞的服务责任,这也是与构建我国责任型、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相一致的。     

公共性视域下政府生态责任研究

生态环境危机呼唤政府生态责任的出现。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特征,政府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和公共权力的实际拥有者,拥有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从公共性的视角出发,政府生态责任理念主要表现为生态善治、生态服务、合作三方面,与此相应,政府公共性生态责任的实现就有了多元参与的生态治理机制、服务为先的生态服务机制、沟通协商为核心的多元合作机制的对应设计。     

从政府决策到公共决策:我国行政决策模式的转换

随着我国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我国行政决策模式也正发生着从政府决策到公共决策的转换,这是我国政府转型的必然要求.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决策模式,公共决策与政府决策的根本性不同,在于是否以公共参与为原则.政府决策并不以公共参与为原则,而公共决策不仅以公共参与为原则而且公共参与度不断增强.目前我国行政决策正处在模式转换中,而要成功实现转换,必须加快体制建设,以体制机制建设“两个轮子”,推动行政决策模式的转换.     

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述评与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采用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加强竞争和市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新公共服务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政府角色等方面能很好地纠正新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重新重视公共性、合法性、公民精神、政府责任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资源互融和协调,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希望之所在。这些精神理念对我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实行服务行政的政府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试论危机转化为公共危机的关键及其预防对策——从公共决策的视角

危机是一种事实状态,是指某种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的状态。公共危机则是指危机转而传导至公众本身,由公众、决策者、社会等机体互相作用而产生的负面效应,并最终可能引发将社会控制与治理置于危险之中或导致崩溃的状态。危机并不天然地就是公共危机,危机是否转化为公共危机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本身,一旦政府的公共决策有重大失误,公共决策失去公信力或形成政府公共决策公信力危机,已经出现的危机就可能转化为公共危机。而要避免危机转化为公共危机,关键在于提高政府在危机状态时公共决策的公信力,其所依赖的是决策者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决策能力的提高。要提高政府在危机状态下公共决策的公信力,需要全面提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包括领导能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平衡能力和政策能力。     

试论行政决策科学化

行政决策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职能,决策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行政效能和行政权威。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型时期,各种矛盾、摩擦和利益纷争客观地要求我国的行政决策要适应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选择出恰当的决策模式,更好地承担起稳定社会的功能,从而避免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矛盾冲突。一、转型时期行政决策失控现象分析行政决策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动态活动,它同行政行为一样,既可能是成功的,有效的,也可能是失败的,无效的。行政决策失控是指行政主体在政策制定中,由于主观和客观因素,致使政策目标发生偏离的政策失真现象。由于我国的改革开…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异化及其救治

公共管理是传统公共行政之公共性以及一般管理之工具性的结合,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主要表现 为公共组织的公共性、公共管理职能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性。如果过多关注公共管理的管理 性,强调其工具取向以及技术理性,就会诱致官僚制的畸形发展、政府失灵、权力寻租等现象,使得公共管理的 公共性异化和缺失,引发公共部门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应从组织再造、职能转变以及寻租规避等方面予以救 治。     

协商治理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浙江省泽国镇为例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需要公共治理的制度创新,要求寻找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并使之制度化。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协商治理注重民主的真实性,强调公民参与在公共决策中的基础性作用,并通过科学的协商程序获取公共理性,从而使公共决策更具合法性。协商治理与我国的治理创新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在我国也有着较好的适用性,在正确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公共行政变迁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研究

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公共行政追求的两个价值目标，公共行政变迁的过程实质是不断追求实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过程。管理主义单纯地追求技术合理性，导致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迷失：官僚制行政时期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分裂，市场制行政时期出现了合理性对合法性的排挤。只有到了民主制行政条件下，实现合法性对合理性的超越，将民主价值贯穿于公共行政，政府做到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使其行为合乎法律、合乎理性、合乎公意，公共行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才能得到捍卫。     

我国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重塑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属性在于其价值导向的“公共性”。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从内容上界定，是指政府的作用只能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不能直接干预到市场领域和公民领域；从管理的对象上界定，就是政府要服务全社会、服务全体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部分社会领域或部分公民。这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和存在的价值，也是政府行政的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快实现政府治理范式由管制模式向服务模式的转型，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浅谈如何提高政府危机决策能力

政府危机决策在决策目标、决策条件、决策程序和决策效果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对政府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成功化解公共危机事件，必须加强危机决策能力建设，提高政府危机决策水平。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