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崛起

香港经济转型与变迁，本质上是从殖民地经济体系向独立的现代工业化体系的转变。而经济结构的变动又冲击着社会结构，促使其发生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与变迁。随着社会转型，香港中产阶层崛起，依靠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中产阶层进发出极大的发展能量，成为香港社会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中国中产阶层的冷漠研究

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中产阶层的议论话题层出不穷,近年来关于中产阶层的"冷漠"现象的报道时有见报,对见死不救、见利忘义、麻木不仁等与社会公德相悖的行为进行了鞭挞,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冷漠是社会转型期过渡性道德危机在社会心理层面的普遍反映形式,消解这种道德危机的措施是多方面的,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看,冷漠本质上是一种自律性过程,本文试图从"冷漠"现象形成的心理机制去探讨这个问题。     

对香港中产阶层的社会特性的分析

香港中产阶层有以下的社会特性: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夹心阶层面临着双重压力;政治冷漠和缺乏政治经验;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使其面临"降级化"的困境;多元文化的影响决定其价值观的复杂性。     

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研究述评

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的研究,大体上存在通过问卷和访谈观察中产阶层民主意识和研究中产阶层集体性政治活动两种方法。在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上,学界存在三种观点:总体保守、比较激进、缺乏统一性;在政治功能上,也存在中产阶级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社会变革的基础、社会发展中的异化力量三种不同结论。当前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的研究应当在研究对象上重视边缘中产阶层的政治动向;在研究问题上关注中间阶层政治态度及其社会政治功能是否发生演化;在研究领域上重点关注网络时代公共事件中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     

现阶段我国中产阶层的特点和社会功能及存在问题分析

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我国中产阶层进行界定。着重分析当前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经济观念和行为以及政治行为等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特点。指出现阶段我国的中产阶层在拉动消费、促进良好社会竞争秩序和体现改革开放成效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针对其发展现状指出当前中产阶层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解决途径。     

论中产阶层社会风险及其社会治安治理

随着我国中产阶层规模和比例的不断上升,有效化解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形态、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中产阶层显著不同的是,我国中产阶层还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不稳定性"和"内部分化"问题突出,容易引发社会风险。该风险主要来源于中产阶层经济利益的不安全感、制度规范的动荡感和日常生活的焦虑感。从社会治安治理的角度看,化解中产阶层的社会风险需要健全中产阶层经济利益风险发现、反馈和预防体系,推进法律实践的制度规范建设,完善中产阶层思想意识的风险动态监测体系,提升适应中产阶层需求的治安服务工作质量,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吸纳中产阶层的纽带作用。     

中产阶层的安全需求与保安业的发展

我国现代保安服务业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为适应三资企业和社会各界对安全需求的迅猛增加和日益多样化而兴起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等的变迁,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导致中产阶层产生;中产阶层的安全需求意识增强,安全需求总量快速增加,安全需求主体多元化,安全需求内容扩展;日益增长的中产阶层的安全需求为保安业的发展拓宽了服务领域,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     

香港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分析

亚里士多德和米尔斯从理论上论及了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关系。他们认为中产阶层是“稳定器”和政治后卫。但是香港中产阶层的政治实践表明,其政治作用不只是稳定器或政治后卫,有时他们充当助推器和政治前卫的角色。     

试论扩大我国中产阶层的有序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进行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产阶层迅速崛起。同时他们的政治诉求日益高涨,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我国中产阶层以其独特的阶层特征和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现在转型时期,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虽然意识增强,但功利性强,参与的途径复杂,因此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扩大中产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     

当前城市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基于北京业主群体的调查与分析

依据对北京业主群体的抽样调查资料,可从四个维度对当前城市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进行描述,并对"体制内中产阶层"和"体制外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差异进行比较.调查表明,当前城市中产阶层在政治态度上相对比较保守;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成员认为其政治地位低于其经济地位,其内部政治功效意识高于其外部功效意识;体制内中产阶层和体制外中产阶层在社会秩序偏好和社会地位不一致性认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志愿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志愿行动在中国社会的出现,是志愿精神兴起的一种具体后果.其宏观背景涉及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社会文化变迁和社会心理嬗变等.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公共服务意识的志愿精神,它的直接动力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所导致的人的需求层次上升.社会成员高层次需求的日渐凸显,引发了志愿行动动机的产生.个体层面的志愿行动动机在社会层面上就表现为志愿精神.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的物质发展成就是孕育和促进志愿精神产生的关键性因素.志愿精神的兴起及其所引发的志愿行动,将会表现出多重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     

试析中国和平崛起中的软权力因素

中国和平崛起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它是我国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过程。其中,软权力既是推动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数。它是硬权力的重要补充,具有硬权力所不能及的特殊作用。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离不开对软权力的培育和运用。     

中世纪文化的终结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

中世纪的根本文化特征在于基督教的思想统治,教会的统治带来了对人的主体独立性、自由、理性的压制.随着教士的昏庸性的暴露,以及教会对民众在经济上的掠夺,到中世纪的后期,教会的统治己陷入合法性危机.随着一种精神控制特征文化的衰落,新的资产阶级文化成长起来.逻辑过程是:经济的发展--新阶级的形成--对教会精神控制的反抗--寻求新的精神生活(包括向古代寻求)--形成新的文化.早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元素是:市场化机制下的自由、感性生活的放纵、理性化的思维方式.     

中国现代化进程超越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维护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虽然起过重要作用,但其相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则主要是起阻滞作用,它与现代化进程的要求无法适应,必然要被超越,被新的符合现代化发展趋势要求的政治文化范式所取代.     

从中美陪审制度看我国取消人民陪审员制度之必然性

人民陪审员制度曾在我国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存在过;在我国理论探讨中,对于我国陪审制度今后的走向有完善立法论、引入陪审团制度论和坚决取缔人民陪审员制度说三种不同的观点。文章通过中美陪审制度的比较,对三种不同的主张进行具体分析,建议我国逐步取消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     

近代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

在中国近代史上，先贤们在探索祖国“病弱”之源、寻求国家自强之路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兴办职业教育的历程。经过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世纪初，职业教育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国家法律的认可，从而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国犯罪被害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我国的犯罪被害人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在回顾我国犯罪被害人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内容的同时，总结其间的经验得失，有利于认清我国犯罪被害人研究的基本贡献、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TPP的政治化与中国崛起

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太平洋国家间的一项着力于经济事务的议题,但它自然地具有一定的政治向度。美国参加TPP后掌握其主导权,逐渐使之显现出了政治化的趋势,成为配合美国近期战略调整的工具。这对中国在东亚的政治和安全地位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挤压中国在东亚乃至亚太的正当利益和正常战略空间。虽然存在政治化的需求,但在政治向度上的进一步深化使TPP面临着许多困难。尽管中国是否参与尚在未定之天,但中国在现阶段对TPP应积极关注、冷静应对、适当作为。     

对NGO现象必然性的认识

非政府组织是人类社会一种带有必然性的人文景观。无论制度、地域、国度、种族、性别有什么不同,人们对自由社群生活的追求却是基本一致的。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发现,非政府组织这种必然性与人的社会属性、人对利益的追求、公民社会的本质、以及多元治理结构的要求有直接关系。根据它与人类社会共生同往的本性,国家政府应确立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科学理念,自觉建立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良好关系模式,帮助非政府组织规范、健康和快速成长,使其成为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     

论中部崛起在区域统筹中的三大战略思考

中部崛起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必须站在宏观决策和国家战略层面上。正确应用国家政策、资金、项目的扶持手段,科学处理好中部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布局中的战略定位。在确保我国整体经济运行良性健康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对中部本土经济与社会资源要素的充分整合、开发与利用,来提升中部经济的自我发展与创新能力,从而在推进我国中部地区在国家的区域统筹方略中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