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培训对低收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基于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的分析

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是农民工就业质量低的重要原因,而职业培训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构建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的基础上,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通过建立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内生处理效应模型,估计技能培训对低收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处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影响农民工技能培训选择的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影响其就业质量,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将导致对技能培训处理效应的低估。消除培训选择内生性后研究发现,技能培训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获得技能证书在技能培训对就业质量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研究建议,政府部门不仅应扩大技能培训的覆盖范围,使更多的农民工获得技能培训机会,而且应为农民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通过对企业或个体给予补贴等促进技能培训的开展,进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及破解之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市民化能力不足,陷入不愿回农村又难以融入城市的两难困境。困境的主要根源在于我国二元社会制度、地方政策偏向和政府管理不到位,农民工就业技能不足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目前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处于"半市民化"状态。破解困境,须打通制度梗阻,调整公共政策偏好,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     

加入工会是否促进了农民工就业稳定？

农民工群体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研究基于 2017 年全国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分析了加入工会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入工会对农民 工就业稳定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高技能农民工相比,加入工会对中低技能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促进作 用更为明显;相较于男性农民工群体,加入工会对女性农民工群体的影响更大;加入工会对非国有企业农民工 的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比对国有企业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更大。为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研究建议：应引导 农民工积极入会,工会应针对不同技能水平、不同性别、不同单位性质的农民工开展不同的服务。     

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 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

基于对河南省新乡市4个县(市、区)1000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与意愿进行实证经济。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参保意愿较强烈,有90.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与社会保险。在个体特征方面,农民工的年龄、学历、收入对社会保险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呈正相关;在制度认知方面,农民工对社会保险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社会保险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呈正相关;在企业行为方面,企业对农民工参保的鼓励程度对其社会保险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呈正相关。因此,在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的保障需求水平和缴费能力,还要从农民工个人特征、制度认知、企业行为的差异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升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与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述评与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现有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趋于全面,实证调研分析显著增加。然而,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的研究也存在不足,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今后应从更广的学科范围、充分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重点包括: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宏观背景进行深入、综合性的理论研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现行政策进行评估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定位和制度设计的前瞻性、统一性问题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群体之间及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比较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意义

广西财政厅黄力明在《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47期撰文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核心是促进农民工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平等权利并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之政府责任初探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和生力军,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市民化问题也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一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收入低、就业难、治病贵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政府作为城市治理主导者,应该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上负起应有的责任,发挥该有的作用,积极深化制度改革,转变管理模式,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劳动契约的规范化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兼论《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最具活力的群体.劳动关系是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过程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直接制约着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劳动合同法>是一部旨在规范劳动合同、推动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该法的出台在推动农民工由自主劳动向契约劳动转变的同时,也加速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灵活就业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与居留意愿研究

灵活就业已成为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促进流动人口中的灵活就业者实现高质量就业对城市人 力资本集聚有重要意义。研究利用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测度灵活就业流动人口就 业质量,并探究其对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受教育水平、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灵活就业流动人口 的就业质量均小于有固定雇主的标准就业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灵活就业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提升会显著增加 其居留意愿;同时,减少对灵活就业流动人口的“身份歧视”、降低买房困难、增加技能培训及地区互联网经 济的发展亦可间接增加其居留意愿。研究建议：应提升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水平,建立更为完善的公共就业服务 体系,提高灵活就业流动人口的当地社保参保率,降低其在当地的买房困难,以提升灵活就业流动人口的就业 质量,进而增加其居留意愿。     

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核算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核算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城镇化战略。按照农民工个体向某一个城市转移的核算原则,建构包括个人生活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两部分的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核算模型。根据此核算模型,结合分布地域、城市类型,选取五组十座城市进行核算,对核算结果做出比较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将会呈现阶梯式进展过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将在其中承担更多的成本支出。     

工会参与提高了农民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吗？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与工会参与是农民工实现与城镇本地职工同等权利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基于2017年CMDS数据,研究探讨了工会参与对农民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参与工会活动会显著提高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在经过倾向得分匹配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工会参与对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促进作用在农民工的代际之间均有显著作用,但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研究建议,为更好地加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应当重视工会建设,以推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更广的覆盖。     

政府培训能否缓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 —— 基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分析

基于 2013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动问题严重；政府培训有助于降低农民工群体过度劳动的概率；政府培训通过提升工 资和增加就业机会降低男性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概率，而主要通过提升工资来降低女性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概率； 政府培训明显降低了农民工群体过度劳动的程度，且对过度劳动越严重的农民工作用越明显。因而，政府部门 一方面应增加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培训数量，并提升对女性农民工群体培训的专业性，以降低农民工群体过度劳 动的概率；另一方面针对过度劳动较严重的农民工群体，可以采取更加优惠的培训政策，以增加其接受培训的 机会，降低其过度劳动的程度。     

生育与养育：女性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工资惩罚——基于核心家庭样本的分析

在农民工群体规模不断增长且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妥善解决子女随迁带来的系列问题愈发重要。本研究聚焦子女随迁造成的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降低问题,基于母职工资惩罚理论,将女性农民工群体承担母职角色造成的工资惩罚分为生育惩罚与养育惩罚,利用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生育惩罚会降低女性农民工工资的2.4%,养育惩罚会显著降低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11.0%;在一孩家庭中,幼儿园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新生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农民工造成的养育惩罚最为严重;在二孩家庭中,婴幼儿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新生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农民工造成的养育惩罚最为严重,且二孩家庭婴幼儿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工资造成的负向影响是独生子女家庭同年龄段子女随迁的4倍多。研究建议,要加强二孩家庭的托育服务供给,如提供在农民工家庭支付能力内的日间照料、托管、家政等服务,进一步释放流动人口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     

“工友驿站”创新模式与珠海工会改革经验探析

工会作为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群团组织,存在最大的问题是脱离群众,其群团作用难以发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劳资冲突事件的增多,工会改革势在必行。珠海创建的首家"工友驿站"—新加坡花园站,是珠海工会去行政化所采取的重要改革举措,即以社会组织作为工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思路,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建立"工会+社工+义工"的"三工"联动模式,为职工提供维权、帮扶救助、就业介绍、幼托等一系列服务,打通服务职工的"最后一公里"。     

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

系统考察女性劳动者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因素,不仅对揭示其非正规就业选择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其权益保护也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分析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因素,并考察影响非正规就业女性选择不同就业身份和职业类型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女性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户籍等个体特征、家庭中子女数量等家庭因素以及所在地区等对女性劳动者非正规就业选择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不但对女性非正规就业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对其就业身份和职业类型的选择也有显著影响。研究建议:应完善非正规就业政策,结合影响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因素制定措施保障其合法权益,提升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女性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二元劳动力市场背景下就业质量的提升机制研究 ——基于 CLDS 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背景下,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提升机制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研 究基于资本和职业流动视角,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多重考察和检验不同劳动力市场影响劳 动者就业质量提升的因素。研究发现：首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者的知识人力资本、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干部职位 政治资本对提升就业质量有积极作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者通过提升知识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弱关系 型社会资本、干部职位政治资本提升就业质量;首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者通过主动、自愿的职业流动实现就业质 量的提升,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者通过增加职业流动次数有效提升就业质量;资本因素对首要劳动力市场就业 者通过职业流动提升就业质量不具有抑制作用,但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者通过职业流动提升 就业质量的作用。因此,要充分了解劳动者的诉求与真实就业状况,帮助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增加资本 ( 人力 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 ) 的投入和积累,以提升其就业质量。     

工会视角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关系问题及对策

研究使用北京市"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对职工队伍和劳动关系的影响及应对举措"专题数据和调研访谈,描述了从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现状,并从工会角度提出面对新就业形态的思考和应对策略。新就业形态带来了大量就业岗位,同时也造成了平台从业者权利不平衡、劳动权益保障缺失、工作稳定性下降、传统劳动法律体系不适应、工会应对不足等问题。从工会角度出发,应对新就业形态的主要策略包括反映平台从业者的诉求、及时介入平台劳动争议、努力帮助提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就业质量、推动劳动法律体系向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拓展等。     

工人职业健康的理论模式及其重构

工人职业健康问题非常重要,但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的论著。研究旨在通过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归纳工人职业健康的理论模式,并提炼出理解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内核,进而搭建分析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系统框架,以期推动工人职业健康研究的系统化与理论化。研究认为,工人职业健康状况实际上是劳动关系三方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内核在于对劳动关系三角结构的把握。基于保障工人基本劳动权益的理想,劳动关系形态应是工人、资本与国家三者两两之间均能达成制约与反制约的均衡状态。因此,均衡劳动关系可以成为判断工人职业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