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人为本”思想的哲学思考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创新;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继续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本文对以人为本思想进行浅层次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价值取向——以人为本

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个终极目的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价值取向。我们党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思想的具体运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路径:社会的发展要依靠科学,科学的发展要依靠人的发展,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基础,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要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     

“以人为本”的法哲学解读

以人为本”的“本”其主要含义是：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应把人当作主体;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应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最终本质和尺度;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应把人作为目的。“以人为本”指导下的法哲学包括的弘扬法律人文精神;认识“人的类本质”,确立人类的法律主体资格;确立个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人权。     

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理论创新,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次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是一个不断理论创新的过程。在推动理论创新中要遵循哪些规律,符合什么样的要求,本文从把握国情、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观等三个角度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浅论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外国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依据,弄清科学发展观的哲学依据,有利于我们党从哲学的高度贯彻科学发展观,并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     

论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性战略,以人为本的"人"从外延看指人人,主体上是人民;以人为本的"本"是根本,是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以人为本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特别是它的中国化即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为理论基础。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在大学期间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接受、批判和超越,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人的本质理论、异化理论、人与法的理论等方面。毛泽东、邓小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从而使以人为本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人为本”的法哲学解读“以人为本”四人谈

刘旺洪(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高兴在这个“五一”长假期间有幸请到了我国四位著名的法学家，他们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龙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吕世伦教授；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教授。今天，四位著名法学家共同给我们开设一个四人谈，主题是“‘以人为本’的法哲学解读”。下面请四位专家用现代法哲学的理念和方法来解读“以人为本”的命题。     

理论创新与法理学的前沿

新颖的理论一定是处于学科前沿的,因为它表达了该学科的最新样态,预示了该学科的发展趋势.以热点问题设章节,以前沿知识为内容、注重法理学学科建设和分析细微、环环相扣,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的主要特点.该书反映出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理学界所取得的成果.方法的运用是观念和视角的体现.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是国内法学研究者的普遍现状,改变这种现象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开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之路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涵盖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方法与手段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用人制度创新、学术传播平台创新等内容的全面创新。     

论警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以人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新时期警察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它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它是契合现代管理理念的必然要求。     

处分原则之理论依据新论

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一般认为处分原则的依据是私法自治原则。而我国大陆诉讼法学界对于处分原则理论依据的阐释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则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逐渐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以及"国家干预私法"的理论演变为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并趋向回归到私法自治原则。但实际上从法学的多维视角观察,处分原则的依据绝不仅限于私法自治原则。法理法学上的权利主体理论、自然法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想,宪法学上的宪政原理、法治国家与人权保障理论,民事实体法上的公私法划分与契约自由理论以及民事程序法自身的诉讼目的、诉讼价值以及程序主体性理论等均为确立处分原则的理论依据。     

“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法治——一种法哲学上的阐释

“依法治国”与“以人为本” ,是协调统一的。法治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命运的一种制度安排 ,“以人为本”则是深藏在它背后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最高的精神力量。从总体上说 ,自由、民主、平等以及个体本位没有内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文化中 ,这是数千年中国法意识和法制度匮乏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 ,“依法治国”与“以人为本”要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法治观念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应以彻底解放人作为最高宗旨 ,“以人为本”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论中国制度建构的实践原则和学理基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历了"转化性制度建构"、"超越性制度建构"、"返正性制度重构"、"创新性制度重构"的过程.历史证明,中国制度的建构、重构应遵循"务实原则"、"范导原则"、"选择原则"、"实践检验原则"和"把握规律原则".为此需要研究生产结构的可能性空间学理,科学与人文二重取向学理,制度中介性建构学理,制度演变相对规律学理.当代中国制度建构的成果--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合规律的.相反,否定中介过渡规律的公有化试验(1958年之后的人民公社化)和某些人力求要做的私有化都是反规律的.     

浅析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行政问责制作为现代政府强化责任与改善管理的一种制度创新,蕴涵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理论价值.但是,在我国政治领域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对行政问责制内涵认识的模糊性以及对其理论基础理解的主观随意性,致使一些原本致力于建设责任政府的政策安排反而偏离了行政问责制的内在诉求.因此,要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就必须深刻理解行政问责制的丰富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论转化犯立法的理论根据

转化犯是我国刑法理论对刑法中特有行为形式所作的理论概括,转化犯最大的立法价值在于它凸现了罪责刑均衡原则。基于转化犯是轻罪向重罪的单向转化,转化犯的法定性既缘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刑法规范作为裁判规范的属性使然。作为规范的表达方式,注意性规定的转化犯,其立法的理论根据缘于犯罪构成学说;而拟制性规定的转化犯,其立法的理论根据则基于法律拟制的正当性,即借助于法律拟制立法的正当性要求,拟制性规定的转化犯既可以弥补刑法条文的漏洞或缺陷,还可以满足刑法规范对实质正义的立法诉求。     

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诱因与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国内外银行业掀起一股践行社会责任的潮流。无疑，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不仅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由此，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运动在国内外的兴起是一种必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与普及并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层面立法变化成为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制度基础，而对风险的规避以及商机的获取是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诱因。在学理上，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兴起不仅得到法哲学与法经济学方面的麦梓．在政治折举等方面一样有暑底蕴深厚的理论采础。     

职工参与制及其理论基础质疑

职工参与制是我国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它有别于劳动合同制度、团体协约制度以及职工持股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民主管理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从劳动者以其人力资本投资企业的方式来考察,职工参与制会导致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不对称进一步扩大。它使得公司法背离了对效率的追求,也会危及劳动法的平等、公平的正义基础。     

论法庭论辩的理论基础与素质

法庭论辩具有很强的对抗性,是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关涉应变能力、修辞技巧、心理素质、逻辑思辨的较量,是对论辩者业务水平、职业道德、人格意识等的综合检验.优秀论辩者需要具备应有的理论基础和素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共建

自19世纪初黑格尔完成哲学史上第一次大综合后，人类自由驰聘的理智便开始向三个方向演变，即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哲学。但进入20世纪后，这三大哲学就日益从分化趋向综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哲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认，都体现了三个哲学的融合。事实上，无论是眼下哲学的发展趋向、面对的研究对象、追求的实践目标、所处的知识背景，还是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的激励挑战，都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携手共建。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认识论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追求客观真实是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之一。认识活动是判决的基础 ,构成了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 ,其中在审判阶段进行的证明活动的就是通过举证、辩论达到说服裁判者使之形成特定认识的活动。证据法的另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价值及其平衡、选择理论。本文批驳了贬低诉讼中认识活动的意义和将认识论摈除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观点 ,对于证据规则的工具价值进行了正面阐述 ,并对于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的概念进行了诠解 ,同时提出了证据法价值的多元论观点 ,指出对于存在冲突的法律价值应依特定的标准进行权衡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