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新指向——试论“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

大革命的失败为我党检视其错误路线提供了历史契机,"八七"会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对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自身弱点、保持其革命先锋队性质和加强自身建设进行有益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自身建设的若干规律性认识,这为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宝贵的历史启迪.     

源于“八七”会议 超越“八七”会议——试论湘南起义与“八七”会议的历史联系

湘南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十分重要的起义,它与"八七"会议有着密切联系。它既是"八七"会议的产物,又超越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也受到"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消极影响。     

论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

八七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第一次实现了“主义”与道路“本土化”的创新与结合,是确立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初始标志。     

论邓小平在筹备"八七"会议工作中的贡献

邓小平作为"八七"会议筹备者,精心选择会址,慎密接待与会代表,周详安排代表食宿,做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作出了特有的贡献,是"八七"会议的幕后功臣。     

瞿秋白与“八七”会议召开前后的中共组织建设的

瞿秋白作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在“八七”会议召开前后，对党的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保存党的组织：将遭遇内外夹击的中共党组织从公开、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状态，为此，确立严格的地下组织系统和工作关系，建立全国地下组织交通网，确立严格的地下工作纪律原则；二是整顿党的组织：拯救党组织的崩坏状态，抛弃国民党的旗帜，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思想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再造”，使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无产阶级化；三是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纪律性，重视党内民主，倡导光明正大、实事求是的党风，在全党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统一全党认识和步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危机管理视域中的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

就制定危机应急计划预案而言，中共五大虽然有形势判断上的失误，但毕竟有效地预报了危机，而且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从而抓住了防范危机走向恶化的关键。在危机控制阶段，中共成立了应对危机的领导机构，对危机事件作出了及时、迅速的反应，包括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制定一系列有效的具体措施，为最终解除危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回旋余地。     

也谈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与单淮先生商榷

八七会议是在共产国际指示和国际代表参与下召开的.八七会议有功绩亦有遗憾,土地革命时期党的三次左倾错误于此已见滥觞.要客观准确评价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既没有"第一次实现‘主义'与道路‘本土化'的创新与结合",更不是"确立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初始标志".     

从总方针的嬗变看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的内质关系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党在武汉先后召开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两次重要会议。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不仅对两次会议的认识存在误区，甚至存在“八七”会议确定的正确方针与中共五大毫无关联的不当思维，其实不然。正确评价中共五大是辫析“八七”会议总方针嬗变的前提，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为“八七”会议提供了人文保证，五届中央委员的幡然醒悟为“八七”会议夯实了思想基础，“八七”会议的总方针源于对五大错误的认识和血的教训。所以，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具有本质的必然的内部关联。     

陈独秀抗辩“莫须有”

“莫须有”出自北宋:当权者秦桧诬陷忠臣岳飞谋反,有人不服气,去质问秦桧,秦桧回答说:“莫须有。”“莫须有”就是“也许有”的意思,一般用来指依仗权势、故意捏造罪名所进行的政治迫害。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惯常现象,直到进入民国以后,中国也时常发生“莫须有”。陈独秀一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同的是,陈独秀曾经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因受西方宪政文明的深刻影响,他对“莫须有”进行了有力的抗辩。1932年10月15日,国民党当局逮捕了陈独秀。当时,中国正处在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统…     

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中共领导核心的转移

本文探讨了中共领导核心从陈独秀向瞿秋白转移的全过程.本文认为,中共五大之前陈独秀的领导已受到指责;五大上陈独秀虽然继续当选为总书记,但其领导地位已经动摇.与此同时,与莫斯科有着更密切关系的瞿秋白则受到重视.五大后陈独秀的领导能力受到严重挑战,并最终被淘汰.瞿秋白则声名雀起,并很快成为必然的核心人选.所有这一切,既与当时中共面临的形势有关,也与联共(布)、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     

对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的商榷

有人认为陈独秀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实行"家长制",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使陈独秀难以搞"家长制"。陈独秀比较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初步建立并较好地遵循了党内民主制度,有些还属首创。     

开创中国革命新时期的里程碑——再析中共八七会议之历史地位

八七会议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篇之作,它吹响了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号角,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及会议前后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新方针、新政策,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以及建立红色政权指明了方向,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武汉市委共同主办的“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市举行。此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60多篇，有103篇论文人选，其中涉及中共五大的有49篇、涉及“八七”会议的有46篇、涉及五大和“八七”会议关系的有8篇。参加会议的共有70多家单位、180余名专家学者。     

陈独秀人权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陈独秀人权思想富含变化,历经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如何评价其人权思想是正确理解陈独秀的关键。其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提供了参考。他的人权思想不仅是对前人人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对于我们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政治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启发。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三个判断及其历史回应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把实现社会主义视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条新路。在党的幼年时期,他围绕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与生产力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开放性特征,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的判断,这些判断的正误已被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重温陈独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考及其历史回应,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意义重大。     

对陈独秀建党历史地位的动态考量

陈独秀既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治理论家、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更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的创始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独秀对“资”“社”两种制度关系的初步考量

陈独秀从1920年服膺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就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进行了艰难探索,提出了比较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深刻的论述,其理论思考带有前瞻性、探索性和片面性的特征,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具有深刻的现实启发意义,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认真考量。     

陈独秀与“危害民国案”

<正>章士钊刚辩护完,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的辩护词中有些用语并未与本人商量,只代表他自己。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章士钊顿时大惑大窘,而台下却掌声不息、唏嘘不已:多么崇高的革命家啊!     

论陈独秀对康有为的解读

陈独秀与康有为分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关系较为特别.陈独秀早年曾深受康有为的影响,但在五四时期他却对康有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陈独秀眼里,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是先觉之士,戊戌变法后则开历史倒车,是顽固的复辟派.陈独秀的这种解读既有正确的一面,同时也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     

与“陈独秀与高语罕交往的恩怨纠结”一文的商榷

杨飞先生所撰《陈独秀与高语罕交往的恩怨纠结》一文,似有几处明显失误:一是将高语罕的妻子王丽立说成陈独秀之妻,有张冠李戴之嫌;二是断定高语罕入党时间为1923年,这亦可能与事实不符;三是陈独秀支持高语罕编辑出版《白话书信》一说缺乏史料支撑,有牵强附会之疑。为体现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还原历史事实,避免误导读者,特在此与该文作者进行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