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与“公安”的概念辨析

"警察"与"公安"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区分的概念,其内含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存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对两个概念的词义梳理和考证有利于正确地认知两者之间的关系。"警察"与"公安"在词义、属性和法定内涵上存在区分,当前我国的公安工作也需要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现代警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略论“孙子兵法”在社会治安管理中的运用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和平时期，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维护稳定、惩治犯罪、控制治安，如同用兵打仗，必须斗智斗勇。当前，上海社会治安总体保持稳定，但治安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还大量存在。而公安民警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警力增长空间有限。上海公安工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内涵式、集约化的发展道路，即更加注重警力使用的成本和效益，更加注重公安谋略的研究和运用，更加注重提高广大民警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战略战术水平，在科学用警、高效用警、出奇制胜、以智取胜上动脑筋、下功夫，切实提高民警的谋略水平和应变能力。本文借鉴“孙子兵法”的基本原理，就如何运用谋略加强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管理作了一些理论探索，供大家参考。     

公安实力研究

实力研究是行为科学的课题。公安实力是现代公安的基本范畴。广义上的公安实力是指在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人 民警察与社会治安组织及广大人民相结合所形成的整体实力的总和。微观的公安实力普遍优势是治安的可靠基础。公安实力的基本 形态。公安硬实力和公安软实力。加速公安实力的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行能力等级管理。依靠党政领导力量和社会参与。 走学习型公安道路。与时俱进地提高公安投入。     

搞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我国从建国开始,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预防犯罪工作,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加强,我们在这方面又取得了新的经验。最近,中央批转的《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又强调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方针。这就是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行各业动员,公安司法专门机关同依靠广大群众相结合,打击犯罪同预防犯罪相结合,从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和法律各个方面,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争取当前社会治安状况根本好转的正确方针,也是我国预防犯罪的根本战略。     

派出所的“六朵金花”

"六朵金花"中,有4人选择嫁给了警察,未婚的2人中还有一名叫苏晖的女警正在与一名警察谈恋爱。本文背景:2008年2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对春节期间的治安情况进行了通报,春节期间(除夕至大年初七),北京市社会治安秩序良好,没有发生严重的刑事、治安案件,没有发生重大恶性交通、火灾、     

“公证定义”：是否有必要重新定义

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表述.定义最基本、最常用的是邻近属概念加种差的方法.邻近属概念是指包含了一个概念全部外延的与该概念最相近的概念,种差则是指同一邻近属概念下的种概念之间的本质差别.定义的定义项又必须遵守与被定义项相应相称、不能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清楚确切、一般不能用否定形式的规则.明确"公证"这一概念,下定义是最好的途径.定义就必须使用定义的方法、遵守定义的规则,才能真正揭示出"公证"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     

向科技要警力 向管理要战绩

1996年2月15日上午10时,李鹏总理接见了海南省部分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现将李鹏讲话节录如下:"现在,我们的国家经济在发展,人民生活在改善。但是,有些地方的治安情况还是不好。人民特别需要一个安定的治安环境,为他们提供工作和生活的安全保障。因此,摆在我们海南省以及全国公安战线面前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全国人民殷切地盼望搞好社会治安。搞好社会治安,要靠综合治理,要靠提高公安干警、武警官兵的素质,要靠我们警察的觉悟,要靠人民的支持。还有一条就是要靠公安装备的现代化,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如虎添翼。希望海南省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全国的表率。"     

莫将“公安”当“私安”

“公安”,顾名思义,就是公共治安的意思,词典上解释说,公安是“社会整体(包括社会秩序、公共财产公民权利等)的治安。”作为行使维护社会治安职能的派出所,为保一方平安,将辖区内的公共秩序维护好是其本职使然。如果重此轻彼,甚至弃贫保富,不仅难“公安”,也不公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恰恰就真的有这样的派出所,错将“公安”当“私安”,所长带头为个别企业当起了“保镖”,变“保一方平安”为重点保护一家企业的“平安”。湖北省重镇武汉市某区有一位姓彭的派出所长竟然所长、老总一身兼,公安、经商两不误,到辖区资产达两个亿的某企业兼任副…     

城市化与“珠三角”的社会治安

城市化进程中犯罪和治安问题的增多,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遇到的问题,也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以下简称“珠三角”)10多年来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弄清城市化与社会治安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当前和今后“珠三角” 的社会治安问题,做好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工作,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本文依据城市化与社会治安关系的一般理论和“珠三角”尤其是东莞的城市化实践,就城市化与“珠三角”的社会治安关系问题作一些简要的探讨分析.     

公安行政赔偿制度概念与原则

公安行政赔偿,作为国家行政赔偿制度中的一种,是指公安机关及其公安人员,在行使国家治安管理权力时,由于故意或过失,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害人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要求予以赔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它与刑事、民事赔偿制度一样,是整个国家赔偿制度的组成部分。但公安行政赔偿与刑、民事赔偿制度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 (一)侵权行为的主体是公安机关及其公安人员。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才能行使治安管理权,但在实际生活中,行使治安管理权的还有经公安机关授权或基于法律规定而行使治安管理权力的单位和个人,如街道居委会有维护社会治安的权力,一些企事业单位的保卫组织也享有类似的权力。这些组织、单位因行使治安管理权力,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时,应由授权机关即公安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基于法律规定而享有此项权利的,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来承担赔偿责任。     

论刑法中的“公务”

关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务,要分别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把握。根据公务的统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特征,可以从内涵上将公务划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而不包括社会公务。关于公务的外延,则须根据公权力特征和公共性特点来分析,基于"反面说"理论的要求和公务执行依据的内容,刑法中的公务仅限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     

论“公有公共设施”之界定

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导致的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公有公共设施不仅包括国家所有的公共设施，也应包括私人所有而由公法人管理的公共设施。“特定目的使用”不能成为免除国家承担公有公共设施损害赔偿责任的理由。在建公有设施在一定条件下也应属于公有公共设施。公有公共设施应包括它的附属设备、设施。这种设施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特定条件下的自然物也应属于其范畴。     

论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下之“域外管辖”

有关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下"域外管辖"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并伴随着域外管辖措施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而益发激烈。对此,DSB欠缺有效的回应,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解释方法亦无法获知准确答案,文末依据国际法上对于四大管辖权原则的具体设置推知:对于侵犯基本人权等有违公共道德的行为,各国方可行使域外管辖权。     

晚清“公法中源”说初探

"公法中源"说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绵延至20世纪初,相继得到了洋务思想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维新思想家的推磨和倡扬,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退的演变历程。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第一,早在千余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国际法。洋务思想家和丁韪良分别探讨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实体基础和历史实践。第二,中国古代国际法具有普世价值。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把孔子及《春秋》说成是近代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把"公法中源"说推向极致。"公法中源"说在晚清的出现与发展深受历史、现实、理论三重因素的共同制约与作用。作为近代一种会通中西公法文化的理论学说,"公法中源"说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由于方法错误和理论缺陷而导致的若干消极影响。     

公共治理困境与公法学的理性回应

公共治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但公共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存在政府"空心化",公共行政"能力赤字"、问责过程的复杂化、成本—收益计算模糊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困境。公共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是重要的法学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治理以依法治理为前提,是公民参与、协商合作的持续互动,是追求平等、权利、尊严的过程。所以,面对公共治理的困境,法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彰显公共利益,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增强政府核心能力;厘清责任链,建立责任政府,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承担能力;引入成本—收益核算机制,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减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种类,加强国家对民生的保障力度。     

社会管理创新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势必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由统治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转变。本文阐明并厘清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内涵及其二者的关系,分析了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管理与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由承托双方的正义到公共的正义——由船舶适航性的演进看海商法的发展趋势

船舶适航性问题由来已久,其历史实质也代表着整个海商法的发展史,回顾船舶适航性的古老历史与新近发展进程,船舶适航性演进的内在路径是由追求承托双方之间的正义逐渐延伸到更广泛的公共正义,而这一规律同样也是海商法的发展方向。     

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需要在国家权力运行活动中具体化。如何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呢?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人大以“一事一议”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第二种是由司法承担对“公共利益”的最终界定,第三种是人大以列举式立法模式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固置化。第一种模式正确认识到界定“公共利益”属于权力机关的权限,但具体方式却不可行;第二种司法决定模式既缺乏实质合法性,又没有技术可行性;第三种模式在立法上虽有一定困难,但也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可资,是实现宪法“公共利益”规定对公民权利保护和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惟一现实可行之路。要在国家权力运行上界定“公共利益”,还必须解决目前我国“公共利益”泛化掩盖下的许多具体矛盾。     

论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法

社会公共利益是比较重要但又很难定义的概念,实践中不乏有借用"社会公共利益"之名侵犯其他利益的事例.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是经济法理论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试从利益的定义及分类、法律与利益的关系、实体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等方面来探讨社会公共利益与经济法的关系问题,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关系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美国公用征收条款的宪法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从美国政府征收权的渊源以及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征收条款的原始意义出发,探讨了“公共用途”的宪法概念在美国判例史上的嬗变及其最近的发展趋势。文章指出,由于“公共用途”或“公共利益”是极难界定的概念,法院难以发展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在美国,对征收的公共利益之保障主要在于立法控制而非司法限制。根据民主原则,法院高度尊重立法判断,凡是议会决定符合公共用途的征收一律被认为合宪。在这个意义上,议会是一个“公益机器”,通过民主代议自动产生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和决定。文章最后建议,中国应该将注意力从“公共利益”的理论界定转移到制度建设,让全国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征收和补偿方案的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