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危险

德国社会科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在其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后,直至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受到我国学者的普遍关注,法学界对它的关注尤甚。在刑事犯罪领域,德国弗莱堡大学乌·金德霍伊泽尔教授认为,除了自古以来的常态犯罪类型和犯罪人之外,目前也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挑战,刑法体系经历了重大的变迁。显然,在刑法的基本任务问题上,保护公民的自由和保障社会安全的取向不同成为了传统刑法和安全刑法的分野,这也是风险社会理论对法律的重大影响。在我国,许多学者认为,由传统的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转向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罪责刑法不能满足法秩序共同体在风险社会     

信息社会中的公法变迁

计算机、通讯技术的日益发展、融合以及网络的普及应用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信息社会。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现代公法必然发生重大变迁,主要体现为直接民主制的复兴、信息权利的产生以及公权力结构的多中心化。     

刑法社会化：转型社会中刑法发展的新命题

刑法社会化是转型社会中刑法发展的一个新命题。在刑法与公众之间日益充满困惑、刑法与社会发展日渐脱嵌的今天,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及时作出调适,以消解公众困惑并实现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为此,刑法立法和司法应当克服对理性主义的过度偏爱,妥善解决作为正式规则的刑法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经验知识之间的纠葛,通过建构公众广泛参与的实践机制,以消弭刑法与公众、社会之间的裂痕。充分理解和尊重现实社会,为长期承受国家捆绑的社会及时松绑,还原并扩容社会的自主性,逐步推进刑法社会化进程,无疑是未来我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我国刑法解释理论变迁中的利益衡量思考

主导法律解释的基本理论是在目的利益法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价值法学,基于价值判断基准的利益衡量在刑法的解释中日益重要,我国刑法解释理论正经历特定变迁,应对利益衡量问题予以规范思考。与法益衡量密切相关的,是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利益衡量实际上与刑事立法、犯罪构成要件成立与否、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和其他可罚性要件均存在密切关系,与此同时,在刑法解释领域,法益的解释机能主要体现为对定罪处刑的引导和限定作用,利益衡量属于实质解释犯罪构成要件,但是主张进行利益衡量的有可能是主观解释,也有可能是客观解释,同时有可能是二者的折衷立场。刑法解释本身最终是为了实现立法的利益衡量,就现代刑事司法而言,作为利益衡量支配下的目的解释,在法律的最终目的框架下,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去评价,使得刑法的刚性趋于减弱。     

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联点不是风险概念,而是安全问题。政治层面与公共政策上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导致预防成为整个刑法体系的首要目的。刑法体系在目的层面向预防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刑法体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法益论的流变及困境与刑事责任根据的结构性嬗变上,也体现在教义学中其他理论(包括不法论、罪责论、实质化、因果关系与归责论、故意理论以及被害人学)的调整与重构上。风险刑法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刑法。刑法的预防走向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与形式法治国构成重大的威胁。有必要在正视预防的前提之下,从现有的体系中发展出合适的控制标准,包括强化刑法内部的保障机制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制约作用。     

论刑法中的发展犯

意大利刑法学采用发展犯这一概念。①中国刑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中也有必要引入发展犯此概念，以解决某些犯罪的定罪及停止形态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与刑法理念的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的问题，因为任何社会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这一命题更具现实意义。法律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最重要平台，其中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同样承担着创新社会管理的重任，应当在理念、制度等方面有所发展创新。创新既包括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改进，也包括从无到有彻底的创新。在刑法领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等“刑事法治”的原则不动摇，并时刻受到宪法的制约。     

论刑事被害人刑法地位变迁

从操控者到局外人,从无责者到责任人,从被遗忘者到被保护人,在刑法发展史上,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嬗变过程。在当前的刑法学理论研究中,我们必须修正研究视野,既要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同时也要关注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切实地还被害人以刑事诉讼的主体地位。     

《刑法》中罪名的变迁

我国《刑法》自颁布以来,《刑法》中规定的罪名几经变迁,有些罪名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有些罪名却横空出世.在罪名的更迭变幻间,透露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在不断摸索中前行、完善.上篇:消失的罪名我国《刑法》中的诸多罪名中,有3个罪名历经时间的磨砺,从我国刑法中消失.它们分别是流氓罪、投机倒把罪和反革命罪.回顾这些罪名存废的立法过程,见证了中国依法治国的历程.     

基于风险社会的刑法功能化发展途径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速度逐步加快,发展进程逐步展现出其基本成果,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发展全球化的时代据面前,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就成了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义,要想使这个发展主义能够切实的、良好的体现出其良好的稳定性效果,法治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随着我国和谐社会法制制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越来越多、越具体的法治要求摆在我们面前,其中在全球风险社会意识的强烈冲击下,我国刑法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途径也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如何使刑法向着功能化方向发展,使之更能匹配社会的发展形势使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     

西方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变迁及启示

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背景,世界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之一.西方社会管理的发展变迁及成功经验显示出,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分权与自治、管理方式的市场化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已成为各国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创新要素.我国社会管理应当坚持深入地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市场化与公众参与的制度化.     

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

风险社会为理解和把握现代刑法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也为反思传统刑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为了应对风险,有必要制定风险刑法。风险刑法在观念、功能和归责等方面与传统刑法有显著不同,对传统刑法基本原则构成挑战,并对传统刑法价值体系进行裂解,隐含有巨大风险。在风险社会,可以采用传统刑法与风险刑法并存的方式,以弥补传统刑法在功能上的不足和责任追究上的漏洞,两者互相支持,共同达成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的目标。     

风险刑法的社会基础

厘清风险刑法的社会基础与现代刑法的社会基础之间所存在的原则性差异是把握风险刑法真义的重要认识起点。风险社会理论有其内在的基本逻辑,借鉴既有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认清中国风险社会的特殊性,对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的风险刑法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在风险社会,风险刑法维系社会团结是经由对风险流动的规制而实现的。中国社会的刑法角色呈现出不同类型刑法(前现代刑法、现代刑法、风险刑法)角色功能间的配合、交织、冲突或疏离、断裂等多种复杂情形并存的局面,不同类型刑法之间角色分工的演变最终取决于风险态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     

社区治理结构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

论文以深圳市盐田区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论文认为：官员和地方精英的策略活动关系及其权力、利益、责任的选择组合秩序是社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同时，这也应该是一个可行的理解和分析社区治理结构内涵及其变迁过程的合理切口。所以，论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策略行为关系如何影响社区治理结构的选择？     

危险社会与刑法谦抑原则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在给人民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危险,因而现代社会被称为危险社会。在这里,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法益,法益保护早期化的刑法应运而生。谦抑原则是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则,其内容有三,即刑法的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危险社会的刑法应当采用谦抑的法益保护早期化原则,以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     

现代法治社会的刑法理念

刑法理念在刑事法治建设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国一直偏重于刑法规范的法治化,而忽视了与之相应的刑法理念的法治化,使得传统刑法理念仍依着惯性持久地存在,并深刻影响乃至困挠着我国当代的刑事法治建设。为此,我国应当致力于破除传统刑法理念,树立人权保障观、刑法谦抑观、社会防卫观、刑法理性观等现代刑法理念,并以此指导开展刑事立法、司法工作,以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解析

伴随社会发展及经济的进步,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人民对于刑法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对于社会上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的危害,人们也就更加的重视风险社会中刑法的应对方法,对于风险社会理论应该根据风险刑法理论,增加人们对风险社会刑法的理解.本文通过对风险法理论的基本立场以及对其传统的责任刑法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又进一步要对刑法的社会背景进行有效的探讨,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安全刑法抑或自由刑法

现行刑法施行25年来,以11部刑法修正案为代表的刑事立法,体现了中国安全刑法的形成之路。前十部刑法修正案的内容体现了安全刑法的逐渐形成,《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行则意味着我国安全刑法的正式形成。当安全作为刑法保护的首要价值时,引发了法益论的全面崩溃。面对安全刑法的冲击和挑战,未来中国刑法的走向必须进行理性定位。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要求来看,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自由刑法,而非安全刑法。自由刑法才能维护法益论实质内涵及刑法行为主义,也才能维护现代刑法体系;中国刑法应树立以自由为前提的安全观,通过适度的安全刑法逐步回归自由刑法;权利自由是现代社会公民基本人权以及国家刑罚权正当化的根基,从刑法长远发展来看,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是而且只能是自由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