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知识与法官流动——一种基于实证的分析

文章从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设———最高法院可能愿意维持现有的法院行政性管理制度———入手,根据实地调研来的大量法官数据,展示了中国各级法院内部频繁的行政性流动的局部场景,并运用利益逻辑和成本———收益方法论证了法官为什么流动,法院和法官为什么忽视司法知识的积累等问题。更进一步地,借用激励理论、管理学和博弈论的工具,文中还论证了司法逻辑和行政逻辑之间的迥然差异,分析了中国法院系统忽视司法制度逻辑的原因以及改变这种行政性制度安排和行政性管理逻辑的困难和艰巨性。不仅验证了假设,还指出了法官的行政性流动制度和专业司法知识积累之间的张力,揭示了中国法院高度行政化管理现实背后的深层制度性成因。     

中国法院“案多人少”的实证评估与应对策略

“案多人少”以及由此造成的司法能力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法院普遍面临的问题。基于统计和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法院系统“案多人少”问题日益突出。虽然中国法官的人均案件量低于日本和美国法官,但是中国法官普遍感到较大的工作负荷和压力,部分原因在于其同时承担比较繁重的审判与非审判工作任务。当前中国法院的“案多人少”虽还没有对司法效率造成明显的损害,但影响了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和队伍的稳定性。为了避免问题趋于严重,应当从诉讼需求和司法供给两侧同时发力,合理布局程序调节、社会治理、法院增员和管理增效四种途径,展开全方位的系统改革。其中,改革重点是优化法院管理效能,尽力减免法官的非审判工作时间支出以提高司法生产率,并通过法院组织体系的改造来建构符合信息时代需求的现代化中国法院治理体系。     

拜城县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情况调研报告

“执行难”是一个历史的话题．也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部分,是历届法院领导都高度蘑视的工作。执行难问题不仅成为法院工作的痼疾,而且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生效的法律文书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执行,不仅妨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而且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损害。     

当事人协议管辖与境外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法律制度的关系初探

当事人协议选择外国法院而排除中国法院的管辖权在实践中时有发生,而中国法院认可该协议的条件如何是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关心的重点。本文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通过对当事人选择外国法院的协议成立条件的梳理,重点分析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互惠原则与当事人协议管辖的关系,探讨互惠原则作为认可管辖协议的成立之条件。     

司法之所以为司法的组织结构依据——论中国法院改革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司法之所以为司法,在于其功能不同于立法和行政,更在于它有一种不同于立法和行政的组织结构来保障。组织结构决定了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基本指向及其沟通和互动方式。中国法院以等级结构为主的组织结构,造成了所有进入法院的人的行为表现为以以垂直指向、纵向沟通和服从型互动为主;在审理阶段所有参与人的交流不积极,也不深入;判决权可能在法院内部被处于各等级结构的法官分享,也可能在法院以外被瓜分;还表现为"审"与"判"分离,判决书缺乏说理性,审判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中国法院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将这种以等级结构为主的组织结构变为以同等结构为主,将法院内可与审判分离的等级结构因素从法院中分离出来,进行更加集中化、行政化和等级化的管理。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司法审查

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原则,然而在行使缔约自由的同时,实践中也有当事人对司法审查的范围进行了约定.对于该种约定的效力,美国和中国法院有不同的实践.<纽约公约>以及相关国内立法和有关判例,确认了法院对仲裁裁决撤销和不予执行的范围是有限的、排他的.对仲裁裁决进行的司法审查应是仲裁程序以外的程序,不能通过当事人协议损害法院的司法权.因此,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约定应为无效.     

法院错案追究制度分析

人民法院错案追究制是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配套措施,由全国各级法院自行设立的法官责任追究制,其设立的初衷在于克服司法不公,确保审判质量。但是,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适用十多年来,司法腐败现象也并未因此而减少,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此制度受到大量批评,有人甚至提出根本无必要在中国法院设立错案追究制。下面将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公证立案的危害性评析

由于法院拒绝立案或倡导公证，导致当事人对申请法院立案的过程进行公证。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而且违背司法权制度的设计理念。人民法院不应该规避矛盾，而应具有承担使命的司法勇气和司法智慧。     

中国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研究——“同构性”和“双轨制”的逻辑及其问题

从几个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的样本出发,总结出中国法院系统绩效考评制度数目字管理、各级法院考评同构性和同一法院考评双轨制等特点。不仅展示当前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的现实合理性和政治正当性;更借助司法理论、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论证绩效考评的双轨制抑制司法比较制度能力的有效发挥和架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基础。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无视初审和上诉审职能分工和审级差异的绩效考评同构性和数字化管理更使得一套量化的考评指标不仅无法有效测度法官工作的努力度和廉洁度,更在很大程度上有损审判独立、程序价值等法治原则。     

在现行体制下法院仍应间接适用宪法

一、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宜政治化在《民主与法制》杂志2008年第9期刊登《中国宪法自由权第一案》一文之后(该文对法院援引宪法的夸大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齐玉苓案批复废止的直接原因),有关部门内部发文认为推行宪法司法化是搞三权分立,是改变我国根本政治制度,要求法院在审判具体案件时不得引用宪法,甚至不能对宪法司法化问题进行理论阐述。目前各级法院的法官们不敢谈宪法,深怕惹上政治上的麻烦。在很大程度上,宪法司法化问题已经有些政治化。我们认为,法学界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宜政治化,更不宜进行政治上的审判和行政上的干预。理由如下。     

中国民事执行难问题的再解读 ——法院权能的视角

在法律治理化背景下,中国法院是国家能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组织目标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自身权能的强弱。我国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根源在于法院权能不足,具体表现在资源汲取权能、组织协作权能、正当化权能和强制权能四个维度。集中清理活动中法院的自我政治化、行政化,模糊权力边界,扩大参与主体范围,以及执行方式的灵活性和执行目标的民生导向等,从不同层面补足了法院权能,促成执行联动的新格局。这种非常规的运动式执行活动暂时消解了执行难问题,却导致政治吸纳司法的非预期后果。执行难的最终化解依赖于常规执行中法院权能的补强,尤其是法院政治地位的提高,而非固守审执分离、司法独立、当事人主义执行模式等理论信条。要排除执行乱的话语干扰,厘清法院执行工作的责任边界,以实现民事执行工作的理性回归。     

谈法院司法行政工作的自行管理——法院改革探讨之五

关于法院司法行政工作到底由谁管理为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近年来常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法院司法行政工作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以利于法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这种论调不仅影响目前法院的建设,更主要的是可能影响将来法院司法行政工作管理的归属。我们认为,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应当由法院自行管理,这样有利于搞好法院司法行政工作,进而有利于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     

当代中国法院制度改革的多重价值维度探析

当代中国法院制度的改革,实质意义上是司法理念与司法价值交融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冲突与理性选择的过程。尤其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迫切需要从多重价值维度来把握法院制度改革的独特性、多样性和整体性,争取全社会达成司法价值共识,以便凝聚司法改革合力,促进人民法院的科学发展。     

法制疑难案件议题的成因与理论路径

疑难案件不仅是摆在现代法院面前的一个困难且棘手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现代法理学上相关理论争议的核心焦点。疑难案件问题的形成可以说是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整体危机趋势在司法领域的集中体现,它使司法权力的运作不得不面临内部正当性与外部正当性困境。现代西方法理学主要从解决司法内部正当性问题的角度切入疑难案件问题,寻求裁判疑难案件的合理方法,形成了实在论、规范论和整合论三种基本理论路径。     

论法院的管理职能

200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召开了“法院管理制度比较研讨会”。这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中外专家学者和法官参加的,第一次规模较大、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法院管理制度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按照法院管理理论的体系和要求,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并借鉴国外法院管理制度经验,分十个方面进行了专题研讨。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完善和高效的法院管理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目标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正如沈德咏副院长所讲的:“法院管理是一项有其独立价值和特别规律的事业”,“法院管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是现代司法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点领域”。本期特别策划就是在此次研讨会部分代表提交论文的基础上组织编发的。发表前多数论文都作了修改。我们希望人们对法院管理制度改革研究的认识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让我们一起关注中国法院管理制度改革的研究和发展。     

关于余振东案审理的理性思考

中国法院对余振东案件的审理在刑事管辖权上受到的限制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主权被侵犯,但本案的威慑效果并非来自中国法院的审理,而且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刑事管辖权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特定的刑事司法合作形式。为保证对腐败犯罪的有效打击,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以获得对腐败犯罪的彻底审判。     

刑事司法职权优化配置的模式简

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职权配置的合理性不仅影响到刑事司法的公正、高效、权威，而且也是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三机关“平行站位”的做法看似公允，实则违背了刑事司法自身发展的规律，在实践中造成了侦查中心化、检察机关权力的虚高化、法院司法权威下降、控辩力量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优化配置刑事司法职权便成为我国目前刑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瓶颈和核心问题。具体建言是：一要构建独立公正的审判权．以求法院外部独立于行政机关。内部以法官为核心改革法院管理体制；二要优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建立检察机关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审查批准权．由法庭监督改为审后监督。     

析德国法院承认中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第一案

"德国柏林高等法院承认中国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案首开中、德两国在无国际条约的情况下,德国法院基于互惠原则承认中国法院民商事判决之先河,引发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沉寂数年的关于国际司法协助中互惠原则的新一轮讨论。其实,在保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中国法院亦可突破习惯做法,在与他国的司法合作中主动迈出互惠的第一步。     

中国法院压力之消解——一种法律组织学解读

法律洞的不可避免和正式职业保险制度的缺失,导致中国法院在消解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和压力时,形成了组织结构柔性化和组织功能普化的"十字形"调审组织。而嵌入其间的法官也相应地选取了调解型横向分权式决策的"民主化"、审判型纵向分权式决策的"行政化"和调审型纵横向分权式决策的"去司法化"等三种压力消解方式。这些消解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和压力的方式,是以牺牲司法确定性而获得的,导致了中国法院在制度性司法确定性方面的丧失。因此,要想在中国法院实现制度性司法确定性,必须针对司法的高风险特征,建立三位一体的正式职业保险制度。     

司法判决中的词典释义

词典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司法现象。对中国法院519份涉及词典释义的判决文书进行统计分析表明:词典可以作为文义解释的一种特殊工具,但法院对词典的司法功能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现实中的词典释义并非一种权威、客观或统一的法律适用方法。由于词典及其释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判决之际具体选择哪一本词典、哪一种释义,受制于语词的使用语境,取决于司法裁量。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分析表明:词典释义可以成为法院确定系争词语之含义的起点,但不是决定语词含义的终点或判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