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刑法传统与刑法民族性

道德律与制定法相融合的刑法典、“德主刑辅”观念下的刑法运行、无讼的刑法价值追求,昭示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伦理品格。这种品格一经形成便绵延千年,演成今日伦理刑法之传统。国家权力至上以及对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统一的追求是伦理刑法留给我们的两个最强势的传统。传统的长期延续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刑法民族性问题。刑法的民族性必然包含着对本民族道德的考虑和弘扬,这不是一种落后的态度恰是一种科学的精神。     

忠诚于法律的职业伦理——破解法律人道德困境的基本方案

作为法律人共同体的构成条件之一,法律职业伦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的法律伦理的基本立场,是围绕客户利益展开的"标准概念"。但是,由于标准概念本身存在着工具性与家长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它经常会面对两种反对意见:其一是认为职业伦理应当要求法律人是个好人的"日常道德"立场,其二是认为法律人应当对整个法律实践的道德吸引力负责的"政治道德追问"立场。经过对"为什么要有法律职业伦理"与"司法的三重功能"等根本问题的讨论,法律职业伦理的政治道德立场具有明显的论证优势,所以法律人所负担的职业伦理是:他们应当对整个法律实践的道德吸引力负责。     

中西法律如何融合? 道德、权利与实用

<正>当前的中国法律体系同时具有权利和道德理念,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展示着三种传统——来自西方的移植、古代的传统以及现代的革命传统的混合。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在几种传统的并存下,这三方面如何协调或融合?我们从其相互作用的历史中对中国法律的未来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本文从过去的经验例子出发,探索和反思其中所展示的逻辑,由此试图勾     

“泛法制主义”的困境与救赎

中国社会的文化惯性导致了从传统＂泛道德主义＂的乌托邦走向了＂泛法治主义＂新的乌托邦,对法制的过分依赖与迷信使得法律职业伦理与社会公理渐行渐远。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难题,法治社会无法离开社会伦理的支撑与制约,从小众化回归以社会公理为表征的大众社会伦理,强化法律职业伦理的教养与修养,是法律职业伦理的恰当选择。     

契约伦理与权利的正当性

权利以伦理为基础,从而获得了正当性。市场经济的运行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等级伦理观转向契约伦理观的诉求。权利的伦理基础发生了变迁,权利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和发展。无论是从道德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探求契约伦理与权利的正当性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西诚信传统比较及其对我国政务诚信建设的启示

诚信是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准则之一。诚信概念结构的双重维度隐含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和发展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更多地以一种伦理规范的形式存在,始终没有成为法律的固有原则。而在西方,自古罗马以来,诚信就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是作为基本原则贯穿于法律制度中。有鉴于转型时期政务失信行为多发的现实,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为此,必须同时关注道德和法律两个维度,积极谋求中西政务诚信传统的互补与融合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自律的"道德诚信"与西方社会重视制度他律的"法律诚信"结合起来。     

"21世纪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21世纪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于2002年12月8日至9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的代表作了精彩的发言,在多个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将讨论中的几个热点问题综述如下:一、关于环境法与环境伦理观武汉大学法学院蔡守秋教授从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的发展,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对环境法和环境法学的影响,中国的生态伦理、环境道德与环境法三大方面着手,指出了环境伦理是一种超出传统伦理学框架的新型伦理,是当代环境法的伦理基础。环境伦理主要…     

论社会救助立法的伦理基础

我国正在努力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法律体系,这就需要我们为其寻找深厚的道德根基.国家伦理是一个国家作为主体所具有的道德性,具有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国家伦理为社会救助立法提供了正当性的支持,是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而社会救助立法又是国家伦理的现实转化途径,体现了国家伦理中的国家之爱.我们应当以国家伦理为道德支撑,确立社会救助立法的基本原则,即以国家之爱为核心,体现平等尊重和人道关怀的救助原则.     

判例法传统与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一种总括性称谓。在此概念下包括着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法律传统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中国古代判例法制度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内容,也是中华法系的一个特质。传统中国判例法在模式上出现成文法典与非成文法典下两种,其中主要是成文法典下的判例法。传统判例法在类型上有创制型、补充型和解释型,在作用上有作为判决依据、法律适用论证依据和立法依据,论证类型上有比类推理和高度伦理性说理,在整体上体现出有较为完善的逻辑结构、分类具体适用等。总之,中国传统判例法在类型上、作用上、适用上都体现出不同于近代普通法系下的判例法特点。     

"习惯法权"与中国民法典之编纂

"习惯法权"相对于国家法律具有"先在性".我国传统习惯饱含着深刻的"法律伦理主义"精神;如果我们抛弃其历史惰性,汲取其注重道德规则法律渗透、伸张个人信念伦理、强调个人社会责任、重视风俗礼仪等精华,并将其贯彻于中国民法典之中,必然有助于民法现代化所需求的"民族性"品格的树立.     

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移植是国家创建法律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是,法律移植中,接受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所移植的法律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在移植外国法律的条件下,传统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分析以及对中西法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法律移植借鉴外国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进而得出结论:法律的移植必须与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特质相契合,与中国特有的社会道德伦理相契合,这是法律移植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立场。     

法律职业伦理观法理证成的价值标准

从职业伦理角度来看,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关注的是如何在执业过程中发挥道德能力,提升职业道德质量和境界。司法构建法律职业的工作状态和道德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使法律人的生活具有自己的那一部分道德特性。法律职业不能忽视道德观,如不能忽视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任一样。人民群众的信任最初是通过每个真实的案件得以保持的。在司法体系中维护公众的信任就必须坚持“法律至高无上”。公众对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信任至关重要,一旦缺乏这种信任,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便不可能得到有效运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规定了法律职业活动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法律职业者严格服从法律,遵守司法伦理,承担没有选择但又必须履行的责任,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义务,而且是道德上的义务。实践理性使法律人能够掌握自我内心的道德法则。而道德法则是围绕着法律职业生命的自我保存而运转的,是法律人为保存法律职业而必须遵守的一项起码的道德准则。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伦理审视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哲学、法理学所关心的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道德与法律都体现了共同的价值目标,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伦理精神的实现形式和实现机制,是工具化了的社会伦理。法律以道德为基础,道德依靠法律的维护,两者不能相互取代。     

道德的作用——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解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广博,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别于西方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即是"礼法结合",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道德不仅在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深深影响着当今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道德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进而从理论上阐述道德在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与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整合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够雄厚,科学技术不够发达。走法治之路面临着立法、执法、守法的三重压力,法律的价值难于真正实现,推行法治的条件还不成熟。一方面,中国的传统道德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旧的道德体系已经瓦解,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善,以致出现了人们价值取向紊乱、道德调整作用弱化的局面。本文对德治与法治的整合进行分析和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的宗教性特征

在法律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主要包括“德治”和“法治”两种研究范式;这 两种范式都过于强调法律的儒家化特征进而忽视了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的区别,因此未能回 应西方学界认为中国不具有法律或法治的法律东方主义观点。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 间实践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在儒家化法律表达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宗教性法律实践;正是基于 对法律宗教性特征的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够摆脱法律儒家化的简单模式,形成了一种 哲学、道德、宗教和法律相融合的复杂互动模式,从而为从法律宗教性特征和复杂文化面向的视角回 应法律东方主义观点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婚姻关系中“第三者”侵权的法律救济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传统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多元化的伦理价值观,特别是性观念的变化挑战着传统的婚姻观,于是,首先出现在道德领域中的变化已经触碰到了法律制度中的权利。婚姻关系中的第三者侵权也早已是道德手段所无法约束的现象,于是理论界开始探讨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本文阐释了第三者侵权法律救济的必要性,并分析了第三者侵权法律救济的现状,从理论上界定了第三者侵权责任,并提出了法律救济的途径。     

略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中国古代也存在法律伦理。《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以它为中心来审视古代的法律伦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存在于法律的原则、制度和具体内容之中,《唐律疏议》中法律伦理的形成有一定的条件支撑。与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相关,法律伦理的作用、阐发和影响等问题值得关注。     

法律职业伦理关怀与法学教育的价值回归

人在社会中除了受到法律的约束,更多时候是伦理道德的调整。伦理是客观法,是他律的,道德是主观法,是自律的〔1〕。伦理道德与法律一样也是一种规范,更是法律工作者不可缺少的高层次的"法律"。现代法学教育几乎都是与法律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学教育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培养法律职业者。法学教育的价值归宿与法律职业伦理关怀,是具有终极意义的法律职业伦理。     

论我国亲属容隐权的建构——以修订后《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瞿同祖先生曾指出:"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1]台湾学者李钟声也说:"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所以是伦理的法律制度。"[2]可见,我国的传统法律一向特别注重对亲情伦理的维护,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却难以找到一条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