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寻衅滋事罪的立法缺陷

寻衅滋事罪是《刑法》修改后,从原《刑法》第160条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一个新罪名。《刑法》第293条对寻衅滋事行为的形式采取了列举式的规定,改变了原流氓罪对罪状采取笼统模糊的立法模式。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遇到《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四种寻衅滋事行为相互交叉并存,每种寻衅滋事行为情节都没有达到刑法所规定的程度的案件。对此该如何处理,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每种寻衅滋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司法解释的否认及其问题解决

在我国,对于新型法益侵害行为,常常先由司法解释进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后由刑事立法对司法解释予以确认或者否认,部分司法解释成为试行性质的法律。不管刑事立法确认还是否认司法解释,都意味着司法解释存在类推解释现象。在司法为民的我国,要求面临社会舆论与社会需求巨大压力的司法机关杜绝类推解释,可能并不现实;与其期待司法机关不作类推解释,不如期待立法机关积极修改刑法、迅速增设新罪。立法机关应当从几年通过一个修正案转变为一年通过几个修正案,从5年增加、修改50个左右刑法条文转变到1年增加、修改10个左右刑法条文。对《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发生的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即使司法解释将其规定为犯罪,也必须严格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相抵触的司法解释,应当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后(而非施行后)自然失效。     

版权犯罪中“复制发行”概念的厘定与解读——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为对象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对“复制发行”行为方式及定义的扩大解释,造成《刑法》条文之间的重合及与《著作权法》的背离,破坏了《刑法》的内外融贯性。刑法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自主决定对何种行为进行规制,但应尊重《著作权法》对行为定义的规定,同时避免自身条文被架空。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澄清了“复制发行”的相关争议,实现了向《著作权法》的回归。针对《刑法》因其滞后性而不能及时修正的问题,应继续沿用通过司法解释扩张相关术语的方式,但应在刑事立法中规定概括性术语或兜底性条款等作为缓冲地带并严格限制对其的任意扩张。     

何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８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７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２９４条第１款的解释》（以下简称关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立法解释），是在《刑法》实施以来，第一次在有关的法律问题已有司法解释的情况下，由于司法机关对法律规定认识不一致，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作出立法解释。它对于明确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进一步规范司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立法解释的背景《刑法》第２９４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     

对《刑法》第241条第6款的思考

近年来,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日益猖獗,《刑法》第241条第6款关于可以不追究收买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备受“责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欲对《刑法》第241条第6款进行修改.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刑法》第241条第6款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也力求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找出修改《刑法》第241条第6款的合理依据,进而说明修改后的《刑法》第241条第6款必将有力的打击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买方市场,也必将对遏制拐卖行为起到积极作用.     

浅析贿赂犯罪中介行为的定性

我国《刑法》第392条有关介绍贿赂犯罪的规定,是对贿赂中介行为给予刑事打击在立法上的肯定,而《刑法》第388条关于＂斡旋受贿＂的规定,是对具有特定身份和地位及条件的人,以收受请托人财物为客观要件的贿赂中介行为要加大打击力度的立法明示。贿赂犯罪是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中发案率很高的一种犯罪,而在贿赂犯罪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中介行为实现的,     

刑法修改与经济犯罪立法的完善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97年3月14日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促使了刑法典的更加成熟.其中刑法修改中重点之一是对经济犯罪内容规定的重大调整,通过修改使我国经济犯罪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笔者认为,刑法修改对经济犯罪立法的完善和发展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治安管理活动中的立法思考

当前，公安人员在治安管理活动中，对被讯问人进行刑讯的现象屡有发生，但《刑法》上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给司法实践对该种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处理带来很大困难，亟待从立法上加以明确。一，对治安管理活动中的刑讯行为在适用刑法上存在立法盲区公安人员在治安管理活动中，对被讯问人进行刑讯的行为，在《刑法》修订前一直按刑讯逼供罪有关规定衡罪量刑。但由于修订后的《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构成作了修改，继续适用该罪名，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难免过于牵强。《刑法》第２４７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论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的刑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但《刑法》第363条和364条对淫秽物品犯罪作出了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关于网络信息的犯罪,其中涉及发布网络淫秽电子信息的涉罪行为,在立法解释及相关法律中也有关于淫秽物品犯罪的规定。"两高"在2004年和2010年分别发布了两个司法解释,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进行规定。文章认为,在刑法上,我国存在对淫秽电子信息规制范围过窄、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定罪标准不明以及对未成年人保护欠完善等问题,因此,应扩大刑法保护范围,进一步明确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的定罪标准及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刑事立法。     

如何完善受贿罪的法律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包括刑法典、单行法规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受贿罪的规定前后不一。除司法解释外,仅以刑法和单行法规而言,就有多种不同规定,导致难以统一掌握使用。因此亟需对刑法体系中有关受贿罪之规定给予修改完善。一、应统一受贿罪的概念刑法第185条规定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1条第2项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的,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4条第1款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