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工作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的关系及实现方式

正强化公安机关执法的规范化,是公安机关参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一要务,也是界分公安机关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的关键所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地要求公安工作中央事权的规范化与地方事权的法治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公安工作除中央事权之外,是否存在地方事权?换言之,公安工作的地方事权是否具有合理、合法存在的依据?公安工作以中央事权为主体,并不排斥公安工作的地方事权。恰当的     

德国央地事权划分及其启示(上)

把握和分析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经验,提炼其对于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启示,是进一步合理划分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途径。本文以德国为典型国家,基于德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结构定位、法律规定、基本依据、实际划分、典型案例、历史发展和基本趋势进行梳理和阐发,并且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划分的相关启示。     

德国央地事权划分及其启示(下)

把握和分析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经验,提炼其对于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启示,是进一步合理划分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途径。本文以德国为典型国家,基于德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结构定位、法律规定、基本依据、实际划分、典型案例、历史发展和基本趋势进行梳理和阐发,并且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划分的相关启示。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高等教育地方政府统筹要走制度创新之路

高等教育区域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已基本实现从中央集中管理向中央和省级政府分级管理 ,以地方统筹管理为主的体制框架转变。但这种转变必须依赖于制度创新 ,即地方政府要在管理理念、组织形式、调控手段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 ,才能实现高等教育区域化的目标     

福利治理现代化：概念、理论框架与推进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建设现代化的福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福利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蕴含“对福利的治理”和“以福利进行治理”两重意涵,以及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水平四个核心要素,其实质是治理理论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应用。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经历了快速扩张、深化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的变迁过程,为福利治理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推进福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深化福利行政体制改革,构建多元福利治理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完善社会政策评估机制,推动福利治理领域的政策学习。     

安徽省属本科高校依法治校的路径研究

安徽省属本科高校发展在全国高等教育布局中,一直处于中等水平。安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应当进一步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规章制度体系、深化对高校法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下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高校法治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提升安徽省属本科高校治理水平,助力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     

以创新精神推进高校向纵深改革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推进高校的改革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更为强劲的动力。同时，《决定》对高等学校的改革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为高校向纵深改革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以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高校改革应从三个方面推进。     

论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与地方政府层级改革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要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做到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至县域,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到省和中央政府。省直管县能有效调动和发挥县级政府的积极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当前改革条件已经成熟,要在分析问题基础上分类指导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明确省、县政府职责重点,下放权力,以事权确定财权,合理核定县的机构设置,缩小省级政府管理规模和幅度,创新市制,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     

地方政府“强区放权”改革中事权承接存在的问题与机制优化——以深圳市为例

为落实中央"放管服"改革要求、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圳积极推进"强区放权"行政体制改革,旨在进一步厘清市、区、街道三者的职能定位与事权配置难题。施行"强区放权"改革拥有诸多实践价值,包括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破解权责失衡现象,提升基层干事积极性、增强公共治理效能,同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在深圳"强区放权"改革取得较大成效之际,这项改革在事权承接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市区两级事权衔接不畅、责权不清及个别事权下放承接存在分歧,各区事权承接的编制与人力资源有待加强,事权下放配套服务尚需完善等,一定程度影响了"强区放权"改革的预期效果。今后应继续厘清事权承接清单、保障权责明晰一致,进一步优化编制资源配置、加强人员业务培训,并研判事权下放效果、完善改革配套措施。     

省级教育统筹的权力约束机制

我国在探索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时,有必要改革和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纵向权力约束机制,同时更需探索建立地方的横向权力约束机制,以此推进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的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省域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试论疫情防控背景下公安机关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对策

十八大以来,为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我国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增加了变数。疫情防控背景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社会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的特征。公安机关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必须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紧紧围绕人民群众,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进一步加强科技信息化。     

习近平关于高校党建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与践行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高校党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全面提升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质量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保证,更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面向建设教育强国的新使命新任务,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高校党建重要论述的重要内涵和精神实质,不断强化党对高校改革发展全面领导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优化高校党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方法创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安改革的几点思考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安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障。公安制度与公安工作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结合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谈谈几点学习体会:一是明晰公安事权。公安改革面临的难题是:人多、事杂、面广、要求高。公安队伍基数大,职数少,接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选题要点

<正>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与结构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与新挑战3.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及其生成逻辑4.政府应急管理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5.重大疫情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研究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7.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8.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9.推进数字政府建设10.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权责关系11.优化各级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就必须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障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等方面做出积极探索,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央地关系对警察事权划分之差异性影响分析

中央与地方关系贯穿于国家发展全局始终,其核心问题在于事权的分配。警察事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事权,应当将其置于国家结构形式、央地关系发展的整体历史语境和法律框架之下进行考量。在当前深化公安体制改革和《人民警察法》修改的背景下,应立足本国实际,在借鉴域外法治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警察事权法治化、规范化,深入推进一体作战的警察事权的划分改革,加快推进大部门大警种改革,有效解决不同层级公安机关之间事权同质化的问题。     

地方立法的冲突规范与秩序构建

地方立法权扩容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推动了地方法治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切实加强地方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地方立法的积极性。从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而言,法律规范的冲突难以完全避免。面对事权冲突、职权冲突与规范冲突,地方法治应当从场域秩序、主体秩序、效力秩序、价值秩序等方面统筹规范地方法律关系,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涵的法治秩序,构建在法治建设总体布局前提下的新型地方立法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向——以重庆市F区为例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观层面上的集成式、统筹式的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重庆市F区创新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仍然面临着：市域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市域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和运行模式相对还不畅,市域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还没真正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应用还不够等问题。因此,应抓党治引领,以坚强组织保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抓法治保障,以有效合法保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抓德治教化,以柔性非强制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抓自治基础,以固本强基做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抓智治支撑,以先进技术支撑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通过以上措施,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与优化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全面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得益于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有效运行。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党政体制改革,是着眼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在党领导一切、统筹全局的大背景下,以治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功能为视角总结党政体制改革经验,可以启迪我们不断优化今后的党政体制改革路径,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