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复转军人不缺席

司法公正的重要性，使得党和政府始终注重发挥坚守“三个至上”信念的复转军人在司法实务和改革中的作用。当前，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拉开了帷幕，国家鼓励复转军人投身其中捍卫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面对时代的召唤，复转军人必将继续发挥其天然优势，以出色的工作业绩来展现勇于担当的气魄和适于担当的宿命，在新的司法改革中永不缺席。     

近代法学期刊:司法改革的“推手”

近代法学期刊最主要的宏旨之一就是关注司法改革,倡导司法改革,反映司法改革成果,进而推进司法改革,成为描绘司法改革图景的平台,预测司法改革走向的风向标,司法主权的捍卫者,重大司法问题的诊治者,堪称司法改革的"推手"。从清末民初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几乎每一次司法改革运动的发轫,都离不开法学期刊的宣传和鼓吹。法学期刊从学理到实践,对司法改革问题及时加以讨论,对厘清改革思路、探明改革方向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其保存下来的大量近代司法改革文献,为后人研究中国法律近代化提供了宝贵材料,值得深入挖掘利用。     

近代俄罗斯的司法现代化之路——基于司法改革进程的考察

近代俄罗斯的司法现代化始于其借鉴西欧法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彼得一世对法制的欧化改革开启了俄罗斯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叶卡捷琳娜二世秉承彼得一世的改革遗愿,在"开明专制"之下继续推进俄罗斯司法现代化,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所进行的司法改革则是俄罗斯司法现代化的重大飞跃。近代俄罗斯的司法现代化是在专制君主推动之下完成的,然而专制国家的体制性局限阻碍了司法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但是近代俄罗斯的司法改革和司法现代化努力却对现代俄罗斯国家的法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届司法学论坛观点综述

一、司法学论坛概述2014年12月7至8日,由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司法学论坛暨‘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作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举办的首届司法学论坛,该次研讨会以司法改革、司法管理和司法传统为主题,不仅涵盖了司法改革和司法管理领域的重要理论探讨,而且关注了实务界关于司法改革和司法管理最新实践探索。其目的是以司法学的理论和方法,     

论军事司法的价值

军事司法的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保障军人权利和维护军事秩序,此二者被认为是军事司法的两大本位价值。传统的观点认为军事司法在平时主要保障军人的权利,在战时主要维护军事秩序。本文从军事司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角度出发,认为军事司法在保障军人权利和维护军事秩序方面,不存在先后和主次的关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人民群众进法院

1998年1月,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对国家每年把大量的复转军人安置到法院当法官一事,提出疑问。文章借用一个巧喻,说明法官职业化的道理:为什么安排复转军人进法院,而不安排他们医院呢?文末,贺教授点明主题: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除非他们从前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并且符合法官任职的其它要求。     

提升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路径思考——兼论人民陪审制向何处去

中央吹响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号角,实现司法独立已箭在弦上。然而,刑事司法不同于民事和行政司法,实行司法独立亦不能消除导致司法腐败的根源,难以显著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率,改变不了司法不透明的局面,很难拉近判决结论与民众正义观的距离,因而无法显著提高刑事司法的公信力。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有赖于实现司法民主,但现行人民陪审制重象征意义而轻实际效果,陪审员只"陪"不"审",没有发挥分权制衡的功能,因而必须改革。有关人民陪审制改革的三种方案中,陪审团制更有利于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应当成为人民陪审制的改革方向。     

信用司法的理论探究与制度进路

信用司法是一种"取信于民"的司法,取信于民意味着司法能够输出正义的产品并得到公众的认同和信赖.信用司法是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性赖以产生的基础,目前信用司法建设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如实行"失信黑名单"制度、虚假诉讼惩戒制度、司法责任制度、监督制度、司法公开制度等等,上述制度对推进信用司法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信用司法建设是...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全面阐述了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推进司法体制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形成了丰富、严谨的司法改革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邃的理论内涵,其以创新性为统领、以人民性为根本、以科学性为内涵、以实践性为导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理论与司法改革实践的创新发展,必将在深化司法改革、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上发挥指引作用。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的裁判担当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员额制"的引入共同决定了法官在刑事裁判中要有新的担当。法官的裁判担当既要受制于的社会环境,也要受制于司法传统,还要彰显诚信。传统社会的断狱者尽管缺乏职业性,但他们以儒家道德化的法律来裁断案件,契合生活又高于生活,社会效果显著,裁断中渗透着道德诚信。建国后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法官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致力于惩罚犯罪,裁判突出政治效果,表达政治诚信。契合我国法治化进程,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实现,入额后的法官只能恪守"公正审判",追求"法律之内的正义",突出法律效果,彰显裁判诚信。     

新中国70年人权司法的发展与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司法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宗旨,逐渐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司法哲学和人权司法保障体系。70年来,中国司法在其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民事司法领域中,中国司法成为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知识产权等权利最有力的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国司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中发挥了"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在行政司法领域,中国司法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十八大以来,围绕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中国司法进行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并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责任制"为基本内核现代司法制度体系,有效提升了中国司法在人权保障和人权事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     

审判中心视角下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

"以审判为中心"的政法政策同样适用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它要求法院发挥自身司法能力和司法制度能力,有效地介入涉法行政争议之中,并藉此保护法益。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是法律监督上的国家权力结构关系。法院优位于行政机关,法院作为独立裁判者指挥诉讼管理关系和裁判过程。以审判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法院司法能力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优位角色,应完整地发挥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能力,即发挥立法、司法解释、司法组织及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功能。行政诉讼司法准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诉讼管辖、庭审制度等,是否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方向,主要看其是否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和法益有效保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政策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影响了法院的诉讼角色和功能。回归司法权和诉讼制度本质,宜在行政争议、行政行为和法益之间构造出一致性的诉讼结构关系;宜从组织和体制改革转向程序改革,发挥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在塑造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上的作用。     

司法公开的价值重估——建立司法公开与司法权力的关系模型

当前我国法院系统进行的司法公开化改革将司法公开的主旨定位为对法院的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地方法院在改革措施上将公众和司法权的主要关系局限为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通过两个模型可以说明公众、媒体与司法权的正向关系。第一个模型通过诉讼活动对当事人声誉的影响,分析司法公开如何通过"信号"机制提高法院判决执行力;第二个模型从"公众强制机制"出发,分析司法公开对于法院与行政机关在权力博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两个模型说明,在强调公众和媒体对法院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我们忽视了公众、传媒对司法权的强化作用,当前司法公开改革从理念到具体措施尚需补充完善。     

量刑规范化改革：在实践中前行——访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戴长林

量刊规范化改革是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司法改革部署，去年10月1日在全国全面试行以来，有效增强了法院量刊工作的公开性．科学性，对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和公正廉洁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及时总结量刊规范化改革试行经验，发现解决试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量刑规范化改革持续深入开展？     

也谈复转军人进法院——写在庆祝“八一”建军节80周年

无论从通常认识上说,还是从世界通例上说,法院和军队都应该是性质和任务完全不同的国家机构,法官和军人也是职责完全不同的国家公职人员。正因为如此,1998年曾经有一篇题为"复转军人进法院"的文章主张不宜安排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在中国,无论是法院还是军队,名称上都有"人民"二字。这"人民"不仅仅只是一个集合概念,而且有其深刻的政治内涵,更体现了人民法院与人民军队的血肉相联关系。现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虽然设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潜在问题及解决思路

全国6个试点省市正在对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4项改革任务进行试点。如果缺乏对以人财物由省统管和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等核心改革内容的制度设计,势必带来基层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不力、司法系统内部"行政化"加剧、法官检察官选任产生"逆淘汰"现象以及独立行使的司法权力异化成司法专横甚至司法腐败等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试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理性认识司法机关与地方的"和谐"共生关系,并抓紧研究建立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官检察官统一提名管理及任免程序,有效处理维护司法权威和加强监督管理关系,及时时纠正预防改革变形走样,甚至产生违背改革初衷的"反效果"。     

论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制度方法的改革与完善

人民法院司法统计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这种部门负责的垂直体制和工作机制从司法统计专业化特点出发,有利于司法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有利于统计参与司法审判工作管理。但由于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的主导地位和司法统计工作的隶属性、辅助性、服务性角色,导致司法统计工作改革长期滞后于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司法统计工作地位越来越边缘化,呈现出许多困难和矛盾,影响司法统计工作的发展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必须转变观念,以司法审判管理和信息咨询为进路作全面的改革和再造。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民主

民主的主要含义不是主体意义上的,而是一套保障人的尊严的制度与规范体系,司法民主是与此相关的要素的综合。由于对司法民主作大民主式的误读,产生了长期将司法民主与大众司法等同、将司法民主与司法职业化和司法独立对立起来的认识。这一认识上的偏差已经对中国的司法产生了严重误导,甚至可能会促使司法改革倒退。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大众司法就其主要倾向是非民主的。司法职业化和司法独立是司法现代化的产物,它们是司法民主的必要条件。我国的司法民主化建设必须抓住以下几点:坚持司法职业化的方向;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人民化;提高司法规范的民主含量,将宪法规范的民主权利迅速具体化;进行司法独立的制度建设,使司法真正能担当起人权守护神的重任。     

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与法学界的反思——以北京市旧司法人员清理与改造为视角

1952年至1953年的司法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司法改革,其理念与制度产物仍影响着现今司法体制的建构.司法改革运动的一条隐形动因是破解"案多人少",重塑审判工作模式,为新中国司法制度提供"人民属性"的法理诠释,并尝试建设"政治维度"、"人民维度"和"法律维度"和谐共生的新型司法制度.1957年整风期间,法学界对司法改革运动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但囿于意识形态干扰,最终酿成"反击右倾扩大化",导致"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司法制度全面倾斜"政治维度",进而演变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灾难.     

司法的中国特色

中国司法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本土化"与"普适化"碰撞和平衡的难题与困境。中国的司法改革既应借鉴域外成功经验,同时又必须保持足够的独特性,应当在合理借鉴和扬弃继承、遵循司法规律和保持自身特色之间取得平衡。但问题是如何识别司法的规律和司法的特色。识别司法规律、识别可传承的优良司法传统和打造自身的司法特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