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认定与评价

最新司法解释将"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作为盗窃罪的定罪因素。该因素不是盗窃数额的补充要素,而应当作为盗窃罪的客观处罚条件。在适用范围方面,"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应当被理解为"曾因盗窃行为被判处过刑罚";"受过刑事处罚"的盗窃罪和正在被追诉的盗窃行为之间应当有期限限制;"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不能被重复评价。     

关于盗窃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调查发现，盗窃罪是刑事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正因为此，我国立法和司法都对盗窃罪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和重视。然而经过实践的检验，我国盗窃罪的某些立法和司法还存在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就盗窃罪的主刑、附加刑和盗窃罪的有关司法解释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论盗窃罪数额的认定问题(上)

中国刑法典和刑法理论均认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由此可见，盗窃数额是否较大，是盗窃行为构成犯罪与否的根本标准之一。基于此，要划清盗窃罪罪与非罪的界限，正确认定盗窃罪，不可避免地要研究盗窃罪的数额问题。一、盗窃数额的立法选择与理论研讨（一）盗窃数额的立法选择1．国外的立法选择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对盗窃数额的态度并不相同，对各国的刑事立法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关于盗窃财物数额的立法模式大致有三种：（1）数额大小在立法上不加体现。换言之，立法机关根本不…     

扒窃人罪：反思与限定

扒窃入罪，不受数额与次数的限制，会模糊行政罚与刑事罚的界限，导致选择性执法，有损司法的公正与权威，因而有必要予以限制。但书规定是限制扒窃入罪的法律根据，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界分行政罚与刑事罚的基本理念。只有达到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类型化的违法性的最低标准，满足盗窃罪的违法性的“质”与“量”，才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方可入罪。     

对梁丽“盗窃”转“侵占”的理性反思——基于实体和程序双重视角

梁丽“捡”金行为被深圳警检方先后以盗窃罪、侵占罪定性，还有人认为梁丽构成职务侵占罪。运用犯罪构成理论分析，她既不构成盗窃罪、侵占罪，又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从实体和程序上检讨本案，对确保公民不被任意刑事追诉，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试论刑事盗窃既未遂的认定标准

盗窃犯罪在现在的实际生活中,具有发罪率较高的特点,这也是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一件事。而刑事盗窃既未遂的认定一直是司法界和刑法界难以达成共识的重要问题。主要原因是对于盗窃罪既、未遂的认定与否,不仅涉及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公私财产安全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对于犯罪嫌疑人定不定罪、处不处罚的重大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强对盗窃既未遂认定标准的认识和探讨,对公正公平的判断刑事盗窃既遂与未遂意义重大。本文从简介刑事盗窃罪未遂与既遂标准的学说入手,进而详细阐述刑事盗窃罪既遂与未遂划分标准的理论,最后就针对这一内容进行了探讨,给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希望本文能够为刑事盗窃既遂未遂认定标准的完善做出一点的贡献。     

加大处罚力度可否突破“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简评新《盗窃刑事案件解释》第2条第1项的规定

本文案例启示:根据新盗窃司法解释的规定,在盗窃案件中,对于曾因盗窃罪受过刑事处罚而被定罪的,如果后罪与前罪发生的间隔没有超过五年,就会使实务中适用法律处于两难境地。然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当前通行的原则,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对曾因盗窃罪受过刑事处罚因而在盗窃数值达到定罪数额百分之五十予以定罪的情况下不能再认定为累犯。     

扒窃入罪:反思与限定

扒窃入罪,不受数额与次数的限制,会模糊行政罚与刑事罚的界限,导致选择性执法,有损司法的公正与权威,因而有必要予以限制。但书规定是限制扒窃入罪的法律根据,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界分行政罚与刑事罚的基本理念。只有达到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类型化的违法性的最低标准,满足盗窃罪的违法性的"质"与"量",才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方可入罪。     

移动电话“靓号”应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全国首例“靓号黑客案”的物权法解读

全国首例“靓号黑客案”二审判定移动电话“靓号”不属于刑法上的财物范畴,从而否定其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这是二审法院受刑法学理论界关于盗窃罪犯罪对象的“有体性说”错误指导的结果。“有体性说”的错误根源在于对民法中无体物与有体物相区分理论的错误理解。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应该主动舍弃“有体性说”,并应从盗窃罪犯罪对象的几个基本特征入手,认定移动电话“靓号”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法治语境下盗窃罪治理模式探究——基于犯罪统计的分析

我国对于盗窃行为采取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二元制治理模式,其中,盗窃数额是划分盗窃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即盗窃罪)的重要标准。盗窃行为二元制治理模式虽然为时久远,且富有效率,但也存在犯罪数量前后可比基准不一致、刑事政策制定依据偏离客观事实、警察权过大、司法权受限、难以对盗窃案件进行统一、科学、有效治理等问题。为了解决二元制治理模式产生的弊端,基于法治语境和相对优势理论,可以考虑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盗窃行为全部纳入刑法,以盗窃罪予以处置,尝试建立一元制的盗窃罪治理模式,此举可以大大提升犯罪治理的法治化。     

对梁丽“盗窃”转“侵占”的理性反思——基于实体和程序双重视角

梁丽捡金行为被深圳警检方先后以盗窃罪、侵占罪定性,还有人认为梁丽构成职务侵占罪。运用犯罪构成理论分析,她既不构成盗窃罪、侵占罪,又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从实体和程序上检讨本案,对确保公民不被任意刑事追诉,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浅析人格标准在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运用

人格是较为抽象的物质，如何明确一个完善的人格标准以及该标准在定罪量刑中如何运用，一直是我国众多刑法学者正在研究探讨的问题，本丈以盗窃罪为研究视角，从人格量刑标准的界定入手，分析了人格引入盗窃罪定罪量刑的必要性，最后系统论述了人格标准在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具体运用。     

盗窃亲属财物问题初探——兼论刑法的伦理性

盗窃罪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发案率较高且最为普遍的财产型犯罪,在刑事法律中对于盗窃罪的研究也比较深入,但是对于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关系较为特殊的盗窃犯罪(例如被告人盗窃的是近亲属或共同共有的财物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或者语焉未详,因为对该种案件的处理涉及的不仅仅是单个的法律问题,而且涉及到更多的刑事政策问题,本文试图从分析刑法的伦理性出发,对该类型案件的处理做一些尝试性的研究,以作引玉之砖并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抢劫、盗窃利益行为探究

抢劫、盗窃罪的对象应包括财产性利益。这样认定可以有效解决司法实务中的诸多困惑,使得刑事处罚上不再存在空隙。刑法第265条是利益盗窃罪的注意规定,也是抢劫、盗窃利益行为入罪的路径。在解释论上将“财物”扩大解释为包括“利益”的做法比将“利益”与“财物”严格区分的做法更为妥适。     

从盗窃罪的法益出发谈该罪的判断路径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罪作了规定，虽然该法条未就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但结合相关的司法解释，目前刑法理论界和司法界均认为该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主观内容，刑法学界对盗窃罪的研究也较为全面，但对以下三种情形能不能认定为盗窃罪，依然产生了不小的争论。     

盗窃罪立法之比较

盗窃罪是最古老最普遍的财产犯罪。然而,盗窃罪的构成该如何把握?至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判断的事情。我国近年轰动一时的许霆案,就曾在盗窃罪的认定问题上引发极大争议,折射出学界对该罪认识的局限性。对不同刑法盗窃罪的相关规定加以比较,有助于深化对该罪的理解。     

对一起刑事赔偿案的法律分析

1994年5月14日，邵武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刑事判决，认定赔偿请求人郑某犯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总和刑期8年，决定执行7年6个月。郑某不服，提起上诉。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4年7月22日作出二审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入户盗窃与普通盗窃的界限

【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将实践中频繁发生的入户盗窃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并予以定罪处罚,对其认定必须厘清与普通盗窃的适用界限。一般认为,入户盗窃是指行为人以盗窃为目的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进行盗窃的行为。在被告人否认具有盗窃目的的情况下,要运用刑事推论来证明。犯罪嫌疑     

刑事执行法立法思路的建构

治理犯罪要解决报应与预防这两个根本问题。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出发，如何给罪犯以法律和道义上的报应，如何对犯罪进行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是国家刑事政策的出发点。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分别解决了什么是犯罪、如何追究犯罪、如何认定犯罪的问题，然而如何惩罚、矫治与预防犯罪的问题却非上述法律所能解决。刑事执行法解决的就是如何惩罚、矫治与预防犯罪的问题。根据这一立法目的，不仅应着眼于对有罪之人的惩罚与矫治，更应着眼于对无罪之人的预防与矫治，所以，刑事执行法不仅应包括刑罚的执行，还应包括保安处分的执行、刑事保全措施的执行。明确刑事执行法的立法目的，调整范围后，辅之以刑事执行权的改革，相信我国会制定出一部体系严密、分工合理、经世致用，领先于世界的刑事执行法典。     

刑事和解语境下对间接一般预防的思考

目前很多理论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价值判断都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在刑事和解措施下对犯罪的一般预防的问题都只是谈了该措施对一般预防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具体什么影响及怎样在刑事和解前后对一般预防的提高涉及较少,本文就该问题进行一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