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梁治平法律文化论逻辑理路的反向思考

中国文化渊源流长,依凭历史理性,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前者应当发扬,而后者则应剔除。中国法律文化应摒弃其潜藏的诸如专制主义、民粹主义等文化传统元素,从深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扬光大,而不是深陷"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梁治平法律文化论式的错误解读,从而为"回"到当下的中国作出应有的努力。     

法律传统与现代法制

法律传统是中国法律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它反映了中国法律的特性和基本精神。传统不可抛弃。重审法律传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法体系"的建设思路

中国连续的历史和面临的艰巨任务与空前挑战要求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法体系.当前,人们一般喜欢用"法"来概括、浓缩和缩写"法律",从而导致了"法"与"法律"混淆、"法规"与"法律"相似、"法律"的限制性功能没有发挥、"法规"的规范性取向不够明确、导向性和保障性法文缺乏、"规章"的系统性特点没有凸显等现象."中国法体系"的建设应当立足现实,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完善法的结构层次.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相隐”原则

"同居相为隐"是古代刑法原则,有其自身的历史沿革过程与传统文化基础.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与宗法制度是相共生的.因此,"同居相为隐"这一古代刑法原则的形成与确立有其历史必然性.通过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法的根本精神的比照可以明了"同居相为隐"原则的内涵.对该原则的历史责难介入了"伦理与法律的冲突"这样一个传统的命题,最终的意旨在于通过考察传统亲伦精神,能够对我们现代的立法精神、价值趋向有所启发.     

中国古代“慎刑”观与现代政治文明的暗合

"慎刑"观在中国法律史上源远流长,体现了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是古代先民博大精深人文情怀在法律生活中的一个生动体现。"慎刑"观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在精神诉求上具有暗合性的一面。梳理、挖掘古代法律中的"慎刑"观对当代法治社会、政治文明社会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全球化与"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存,两者虽有矛盾,但在法律领域则意味着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程度的融合,全球法治化与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俨然存在.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交替作用下形成的"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正成为对抗"法治全球化"的巨大阻力.调和这种矛盾的最佳选择是运用"和"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构建强调"和谐"的现代化法治社会,这既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的回归,也是融合异种文化后的创新,为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方向和途径.     

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价值观

中国现有的法律价值观是以中国传统法律价值观作为历史底蕴,资本主义法律价值观不断渗透,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尚未完全内化为社会自觉意识的庞杂综合体。重构适合于时代要求的现代法律价值观,需要我们对传统法律价值观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解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法律价值观中的合理成分,以全面确立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法治”初探——中西“法治”概念之比较

法治建设应该首先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要素。由于哲学基础、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虽然有"法治"这一用语,但在概念上与西方通用的内涵大有差异,体现了背后法律思维趣味的不同。中国不曾有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概念在中国出现才仅仅有百余年历史,我国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武树臣具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经过生生不已、艰苦卓绝的奋斗，为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也包括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国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具有“不得不然”的历史“合理性...     

论我国宪政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依据宪法有关精神制定的一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中国的民族自治模式与"功能自治"、"民族领土自治"等模式不同,采用"民族区域自治"模式。从宪政理论的视角来看,民族区域自治拓展了中国宪政建设的现实内涵。民族区域自治是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民族问题实际情况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儒家治国理念的时代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倡导"为国以礼"、"以德治国"、"贤人政治"的治国理念作为先秦儒家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是中国封建时期法律思想的基石,影响着封建法律制度的构建,也因其历史上的功过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有所启示。当前,中国要想把传统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并有效运用于国家治理、法治建设之中,必须以唯物主义的观点传承并弘扬儒家文化(思想)。在批评的继承中加以扬弃,在继承传统、着眼当代、开创未来的意义上将儒家的智慧运用于我们的法治建设。     

原生、再生和新生:法治中国的文化进路——以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在法治中国文化进路上,传统法律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中国时空坐标的逻辑原点,是法治中国进程的内源动力。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仁政思想、民本情怀、天人合一、和谐大同等思想铸就了法治中国的文化品格。从"德治"到"法治":宪法法律至上中融入"德主刑辅";从"民本"到"人本":主权在民的背景上坚持"以人为本";从"吏良"到"善治":制约政府权力的基础上坚持"为政以德"开启了传统法律文化返本开新式的转换路径。     

“法”“德”相济国方兴

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实行"以德治国",这是在总结历史和国内外治国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伦理传统的社会里,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实行依法治国时代,不仅不能因为强调法律的地位而忽视道德的地位,而且还要善于通过法与道德的互补功能来完成法律向人们的自觉行动的转化.     

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再生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1]。如何对待传统法律文化,关系到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原生力量,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本土资源;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再生价值;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要创造性地传承和发展传统法律文化,探讨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新生路径。     

"以德治国"方略的成因问题探析--法律视角之反思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在法律视角上分析,既有其现实原因,又有其历史原因.从现实角度看,德治的产生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法律万能倾向及其法治的弊端,而从历史角度看,德治的成因则在于法律虚无主义的传统以及传统德治的合理性,这些都为现代德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孕育于传统德治的现代德治方略并不等同于传统德治,它与现代法治并行不悖.     

简论WTO的法律文化内涵——法治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WTO的法律文化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文化,即权利文化,它集中体现了"法治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和"平等精神",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WTO法律文化存在深刻的矛盾.中国加入WTO后,只有吸收、借鉴和移植WTO法律文化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实现自身的法制现代化.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礼”和“法”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而礼和法,作为古代中国规范社会的两种手段,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内核,维系着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稳定和文明进展。     

知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法律史——从中国法学院的立场出发

就其学术范式而言,当今中国法学院中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教学,仍然是传统的史学风格占据着主流地位,而未能在知识体系中真正融入法学的主流传统.这种状况,致使中国法律史往往被视为是"虚学",在注重实务取向的法学院中日趋边缘化.造成这种窘境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以来频繁的法律断裂性变革及其带来的"知识断裂",使得中国法律史研究丧失现实运用的可能性;而在普通法传统中,却存在着弥合"时空距离感"并因而赋予本国法律史以现实意义的机制.欲求超越目前的困境,传统的说教并无太多助益.可能因应之道在于,在注重法律人思维方式培养这一方向下,加强三个具体实域的探索与开拓,最终促成中国法律史在法学院中的知识转型.     

“推究情实,断之以法”:宋代士大夫法律品格解读——兼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说之误

在宋代民间诉讼风潮以及法律庞杂化、理性化、近世化的时代变迁下,宋代士大夫形成了"争诵律令"的习法风尚;树立了"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鉴"的司法公正理念;践行了"田婚之讼,惟以干照为主"以及"金科玉条,凛不可越"的依法审断精神。实际上,即使在涉及血缘或姻缘关系的家产讼案中,情理亦难以颠覆法律。宋代士大夫群体的上述法律品格彰显了中国传统司法公正性、确定性的真实面相;昭示了法律随社会变动而变动的法律哲理,为我们深刻认识宋代司法的近世化转型,乃至匡谬学界所谓古代"伦理司法"旧说,皆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同时,对于当代转型时期"法治中国"的建设亦不乏历史的启迪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