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终生感激的“被落榜”

明嘉庆十六年（1537年），一场乡试在湖北武昌举行，主持考试的是时任湖广巡抚的顾磷。顾磷是一代才子，自幼聪慧，21岁就中了进士，史书上说他善于识人。在这次考试中，有一个人特别受他的关照，不过，他关照的方法是让他“落榜”。     

心直口快的王元化

1955年初，时任上海市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的王元化正坐在武康路“一百弄”的家中与一帮朋友纵情谈笑，突然一位同僚叫他去市文委谈事情，他一到单位，立即被宣布隔离审查。     

甄别毁誉与保护人才──读左宗棠生平事

左宗棠是清王朝著名的封疆大吏之一，他做官的道路崎岖坎坷，早先以科举搏取功名，15岁府试，榜列第二；20岁应本省乡试，中第十八名举人；随后参加会试，屡屡折朝而归；到了26岁那年，仍未榜上题名，遂自封读书做官的路途，当起了教书先生。咸丰二年，左宗棠年已不惑，突然弃教从政，开始游幕生涯。咸丰九年，因樊婆一案的牵连，才离开湘抚幕府，断断续续地干了七年的幕僚。左宗棠向有跟鹏之志，他在（题家塾）一联中抒怀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又好自比诸葛亮，打心里想做一番安邦定国的大事业。他十多年应试不辍，渴慕功名，念的就…     

蒋先云：深得蒋介石毛泽东器重的将星

蒋先云与资衷寒、陈赓并称“黄埔三杰”，其长处被人概括为“蒋先云的笔”，他创造了黄埔一项奇迹般的纪录：从入学到毕业，他囊括了所有科目考试的冠军，被廖仲恺视为“军校中最可造就的人才”。     

“555”牌厂长的遭遇

笔者要讲的“555”牌厂长,与三五牌香烟毫无关系,说的是山西省太原市一家的生产保温、隔热、绝冷和吸声等新型材料的国营企业——矿渣棉制品厂厂长徐彬泉。这个“三五”厂长的称呼有点来历:他当了五年厂长,全厂产值翻了五番,连续被省市评为模范单位;却也先后受到五个调查组的审查,恰好是三个“五”。“三五”牌厂长由此得名。 他有罪吗?用得上一句老话:事出有因。 对他进行审查,据笔者了解,     

请听《徐州战歌》

从今年第二期《民主》上看到了几篇介绍徐州的文章,倒使我想起了一篇也是与徐州有关的文章。今年出版的第一期《随笔》上,发表了一篇广州花城出版社离休干部李士非先生的《东京日记摘抄》,1998年春,李先生赴日本东京探亲,4月4日,他“到靖国神社去看樱花,大受刺激”,原来他看到的“没殁者遗物展”是彻头彻尾     

科举功名和真才实学

旧时代的读书人很少能摆脱科举功名的羁绊，甚至有些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也难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不必说那些庸儒俗士每每为考中举人进土奔波劳碌一生，即使象龚自珍这位生活在封建末世、尖锐批判封建专制现实并指向未来的杰出思想家，一生也是从科举考场上滚过来的。他19岁首次应乡试，只中个副榜贡生，22岁再想中个举人，结果未能录取。经过不断拚搏，直到27岁才在浙江乡试得了个第4名举人。举人只是“中级职称”，为了爬上“进士”这个“高级职称”的顶，他从28岁开始，连续4次进京会试，都名落孙山。债激之余，花钱捐了个比七品芝麻官知县…     

走出庐山看庐山——读一篇报道有感

《瞭望》周刊的编辑给了我这篇报道——《他为什么被怀疑?》,读了一遍,越读越有兴趣,读完之后不禁拍案叫“好”！ 我的叫“好”处,倒不在新闻记者下乡采访却受盘查干扰,而在这位记者打破惯例,既不蹲在报社里靠书面材料写“八股文”过日子,也不靠地方长官前呼后拥地用汽车接送,而是自己骑着自行车直接深入边远的县和乡,到人民群众中去采访新闻。从这里,我也看到我们新闻事业的一个改革动向,同时我也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的改革动向。 这样说,是否有点“浮夸虚报”呢? 不。只从他骑自行车出城采访,途中被人怀疑,两次受到盘查——这     

“无待”:现代生活的灰色心态

最近闲暇时，卒读旅澳华侨袁玮一篇题为《无待的悉尼》的小说。小说反映一个地老天荒的情爱主题。主人公与一位叫杞的女人打得火热，难舍难分，但杞是有失之妇，难以与他琴瑟和鸣。无情的现实使之颓丧、悲哀，使之坠入了一片“无待”境界中，于是他“真诚地考虑过自杀”，甚至考虑了上百种自杀的方法，诸如用剃刀割腕、上吊、吃安眠药之类……虽然主人公后来死去活来，但作家刻划的主人公心态──“什么也没去思考，什么也没期待，什么也没干”的“无奈”境界，倒使我在这个故事未免俗套的表象背后，窥视到了作家的良苦用心，也使我顿悟生命…     

程世清沉浮录

程世清，1918年生，河南新县人，解放后曾任军委装甲兵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见证人：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曾斡旋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九·一三”事件之前，他曾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可能要逃跑”。他因“上了贼船”受到审查和逮捕，而后又被免予起诉，在孤独和落寞中度过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     

高拱：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哀也无穷

在高拱的仕途履历表上，“出身”一栏向来填得很骄傲：祖父是成化年问举人，官至工部虞衡司郎中，算是个副部级官员了：父亲也是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也是个司局级干部。所以，高拱可以说生在官宦人家。倘若要考公务员，背景还是有的。而且高拱也聪明，“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干言”，一看就是读书的料。高拱17岁乡试夺魁，前景一片光明。但不知为何，此后过了I3年，他才考中进士，授任翰林编修。又过9年，升翰林侍读。这时，他已是奔四的人了。     

逆境中的华罗庚

我想在这篇短文里，记述恩师华罗庚在“文革”中鲜为人知的几件事，那是些永远萦绕在我心间的故事。 “爱因斯坦批不得!” “文革”中，华先生曾在中国科学院和其他几位“资产阶级当权派”与“反动学术权威”一起，遭受大会批判斗争。后来周恩来总理下令，制止了对先生的大会批斗，说以后仅能“背对背地批判”，于是先生得以稍许消停。此后，他不再去科学院，只去中国科技大学上班，因他兼任着这所大学的副校长。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权的发展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阐释人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这个问题时，明确指出，这是因为“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     

于会泳浮沉录

于会泳有音乐天赋，曾经是优秀的教师、有才华的音乐专家，“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上了文化部部长。粉碎“四人帮”后，他被隔离审查，最后自杀。于会泳走的是怎样的人生之路呢？     

侨乡行

上一次我去福州是在1985年11月,参加福建中华职业大学的建校典礼,1990年我又去参加该校五周年纪念。前次我曾经趁便去闽江口的长乐转了一圈,还写了几篇小记,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这次我又到沿海的泉州和福清一带作了短促的考察。时隔5年,变化之大令人不能不刮目相视了。从念“山海经”到大打“侨牌” 5年前我在福建听到流行的话头是“大念山海经”,因而怎样开发山和海也成了我那几篇小记的主题。这次听到的却是“大打侨牌”,侨胞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提到了突出地位。打“侨”牌与念“山海经”是     

陈衍庶与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小户人家”。父陈衍中、生于1848年,优廪贡生,以教书为业。据陈独秀发表于《宇宙风》第51期的《实庵自传》说,他于18岁时参加县、府、院考试,中秀才。院试时,考官出了个“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     

台湾“高考”考什么

“大学指定科目考试”，实际上就是台湾的“高考”。 台湾的“高考”起初并非“大学指定科目考试”，而是所谓的大学联考——从1954年开始实施的“台湾高等院校联合招生考试制度”。这一考试制度的主要特点是，所有大学部用统一也是唯一的考试方式招生，考生在成绩张榜后填报志愿，随后各校择优录取。     

十六天的“台湾金钱外交”闹剧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新任总理梅克雷·莫劳塔7月21日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巴布亚新几内亚前政府于7月5日与台湾当局签署的所谓“建交”公报无效，不予承认。在这份声明中．莫劳塔说，他审查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文件，进而宣布：“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一直执行的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正常程序，在同台湾建交问题上没有得到恰当的执行”。他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国家关系的政策没有改变”、“对前任企图用不正当的方式和台湾建立正式外…     

“中国直升机之父”王适存

1961年2月，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上，一位儒雅的中国青年以他的《直升机旋翼广义涡流理论》一文，获得了答辩老师的一致认可。随后，这篇论文由苏联国防出版社发表，并被美国NASA全文转译。几年后，苏联著名直升机设计师米里在他主编的学术著作中，对这篇论文详加介绍，并以论文作者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王适存涡流理论”。这位引起国际学界关注的中国青年学子，正是后来被称为“中国直升机之父”的王适存。上世纪6O年代，中国的航空科研还处在起步阶段，国际学界对王适存的肯定体现了国际科学家们的胸怀，也更加证明了王适存的优秀。     

Siri是什么

在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人工智能》中，小男孩“大卫”是一个智能机器人，由于人类打开了他的“情感开关”，他懂得了如何去“爱”。然而，拥有“爱”的机器人无法被机器人和人类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