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开辟传统工商业发展新时代

明代的工商业发展建立在农业经济恢复的基础上,继承了传统农耕社会商业经济的特点,又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如经济结构调整、组织方式变化以及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建立在明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白银化浪潮得以涌现,而明代工商业发展中出现的新经济因素和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也因此把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金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

金朝前期,北宋中叶以来的白银货币化持续推进。大定年间的商品—货币关系中,白银的社会身份从商品变成货币,白银货币化初步实现。金廷赋予白银征纳赋税的法偿地位,认可银钱兑换关系,形成了官方法定的银钱兑换价。金朝中期交钞贬值,银两全面成为官方法定货币,独立行使货币职能,铜钱的货币职能则日益式微,银钱两种金属货币的地位形成均势。大安、贞祐以后,银两逐步代替铜钱成为钞本,开始决定交钞价值,成为基准定价货币;铜钱则由停铸、限藏、限用到废而不用,全面逃离市场。金末的银钱钞关系中,钱退银进,货币白银化取得重大进展。银两逐步成为交钞之本,并借助交钞等分价值、投入流通。蒙元时期以银为本、禁银行钞的“银钞相权”货币流通格局,在金朝末年已初具雏形。     

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研究述评

教育收益包括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教育关系到更广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人们的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收入,但也取决于犯罪花费的节制、较缓慢的人口增长、较少的贫困、环境污染的控制和其他的非货币的产出,所有这些都以各种方式追溯到教育上。教育不仅有益于投资教育的个人本身,如获得更高的收入,具有周全的思考能力,也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开展技术创新等。     

关于住房分配货币化的若干问题

随着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关于住房补贴、住房资金、时间进程、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都需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妥善地加以解决,以使广大职工能够通过改革真正地得到实惠,才能够逐步地解决广大职工特别是中低收入职工的住房问题。     

论明代吴中文人政治观念的变化及其历史意义

明代的吴中文人常常和政治权威保持一定距离,造成一种不关心政治的形象。其实他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改变了传统文人的政治态度,他们孜孜于个人事业,既无怀才不遇的政治悲愤,也无传统文人的政治怀抱,由关心家国天下变为关心地方利益;由献身于君国变为关注自己生活。在国家利益的矛盾中敢于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私权意识在逐渐滋长。这是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变的重要信号。     

住房货币化分配给金融业带来什么影响

为启动住房建设,国家加大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力度,具体措施就是停止福利分房,实行住房货币化分配,即住房分配制度由过去的福利实物分配转为货币化分配,这标致着住房制度改革进入了关键的、实质性的阶段。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是促进住房建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核心和关键,也必将给房地产金融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论明代疑古辨伪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

明代学者受宋元以来的疑古辨伪之风的影响,疑古辨伪的学术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颇有创见。明代学者在总结前人疑古辨伪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从作伪者的生活环境、所处时代、学术思想的脉络、同时或前后的时代状况及其在书中遗留的痕迹、文字、文体的变化等多视角来辨识伪书,系统地归纳和总结了辨伪学理论与方法,促使辨伪学走向成熟。在疑古辨伪实践上,明代学者宋濂、胡应麟、梅蔫等通考群书真伪、综合性地辨识古籍,或专著一书辨一部伪书,成绩都较为显著。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辨别古书真伪的宝贵经验并对当时的疑古辨伪之风超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清代及近代疑古辨伪学术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城隍信仰与明代社会考论

城隍信仰起源较早,唐代张说、张九龄、杜牧皆有祭城隍文,但唐以前有关城隍的史料并不多。宋元时期祭祀城隍者日渐增多,有大量史料记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祭祀城隍,应在明初加封以后。清代定鼎,沿用明制,对城隍神崇祀有加,城隍庙的规制更加完备、突出,使得城隍信仰成为地域社会中的重要内容。研究城隍信仰,对揭示明代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和社会习俗有着重要的考据价值。     

论明代中后期考据学的成就及其局限

明代中后期是传统考据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学者们展开了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学术批判，表现了求实求真之考据精神；他们强调博学与博证；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但明代中后期考据学还存在诸多局限：好奇博杂、引用材料时不注所出、妄删引文、论证疏漏讹误等等。明代中后期的考据学对明清学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监察制度的特色及其现代启示

明代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占据着显要的位置。不论从其监察机构设置、制订的监察法规 ,还是从其监察职能的分工、监察对象的范围 ,我们都可发现明代监察制度的特色就在于它具有明显的网状特征。本文欲从论述该特征入手 ,分析形成该特色背后的历史原因以及具备该特征的明代监察制度对当今监察工作和廉政建设的启示。     

明代的孝养

百善孝为先。为了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终，明朝政府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在行为上要求人们对老年人要尊敬、孝顺。朝廷的养老政策与社会中的养老行为互相影响，社会中的养老传统敦促了朝廷养老政策的出台，而朝廷对社会上养老行为的表彰则促进了养老政策的落实。正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之下，明代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都能够对老年人生尽孝，死尽哀。     

明代宗室禄饷制度影响之探究

明代宗室禄饷收入丰厚,随着宗室人口日蕃,既有的宗室制度渐渐不合时宜,宗室耗费财富的增加,成为政府财政陷入窘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有司百计周转,最终还是增加税赋,小民负担加重,民土分离增加,宗室等阶层趁机占有土地及户口,揽取商税收入,国帑渐入私家,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虽有改革措施,但效果不彰。总的来看,明代宗室制度利弊兼有,但在后期,众所认同,弊端明显,积重难返,宗室随明王朝覆亡。明太祖朱元璋遗泽子孙太厚,积世而不斩,小民不堪,各种因素叠加,易流于乱。     

明代汉族移民对洮州地区的影响

明朝初建,洮州地区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被明朝政府视为阻扼西北各族侵犯的咽喉要道。朱元璋通过设置卫所的办法将这一区域纳入到明朝政府直接统治的范围之内,并从中原各地迁移汉族人口加以充实,文献中将这一事件称为“洪武大移民”。这些早期汉族移民后来成为洮州汉族人口不断繁衍生息的主要基础。在历经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汉族移民对洮州地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略论明代贵州建省与改土设流 --纪念贵州建省590周年

贵州建省使贵州的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贵州建省过程中的一个历史现象就是"改土设流"始终贯彻在建省前后的漫长时期.文章就针对建省与"改土设流"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明代“古乐”之论对曲论之影响

＂古乐＂之论即为儒家继承上古雅乐,使乐具有＂先王之治＂、＂教化之功＂之理论,＂乐＂的标准在于合乎上古律吕。＂古乐＂之论是我国古代中央政权为标榜自身的＂正统＂地位而采用的官方乐论,历代王朝往往根据这一理论来组织＂礼乐＂教化。＂古乐＂之论作为明代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贯穿明朝始终。但是,明代保守文人长期排斥属于＂俗乐＂、＂今乐＂范畴的曲体文学以及戏曲活动,使曲处于一个被压制的状态。然在＂古乐＂之论崇正、复古取向的影响下,明代曲论向＂古乐＂之论趋近,明人将曲与＂古乐＂的关系定位为传承关系,以《诗经》为曲体文学的源流,提高了曲在文学上的地位,从而弱化了＂古乐＂之论对曲学的钳制作用。     

论明代复古思潮对元杂剧批评的影响

辨识"正体"和尊崇"正体"是明代文艺复古思潮的核心,它对当时的元杂剧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对当时传奇创作堆砌辞藻和不谐音律的不满,曲评家纷纷将目光转向中国戏剧的初始之作"元杂剧"身上,通过对元杂剧的品评,他们提出具有"本色语"、"真情话"、"谐律辞"的元杂剧才是真正的"当行剧",是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国戏剧。     

论明代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

学界并不熟知明代前期白银的流通状况,实际上可将其归纳为一种因政策阻隔的"双轨"流通状态:在制度层面的"公领域",政府在极力维持并重申"禁银"政策的同时,在宝钞兑换、赋役课税等诸多领域单向折收白银,赏赐、采办等也不乏行用白银。在民间社会的"私领域",白银在不少经济发达之地,首先呈现为一种基准计价手段,其后随着宝钞的急速贬值、实物型经济体制的推进等,又与黄金、布帛、米麦等构成了多种通货并存的混杂流通状态,屡禁难止。综合言之,明代前期白银的"双轨"性流通虽显得广泛,但内涵却极为有限:在"公领域",它仅是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下诸多折色物中的一种,与布帛、丝绢、米麦、黄金等实物区别不大;在私领域,它也仅是多元通货中的一种,属于并非先进的民间实物货币范畴。无论是对于财政体制还是民间经济而言,白银的流通状况折射出明前期浓厚的实物主义特征。     

论明代言官作用的嬗变

本文探讨了言官在明代开创期、腐化期、调整期和衰弊期所起的不尽相同的积极作用;分析了皇权、社会风气、言官个人品行等因素对言官作用发挥的影响和制约。认为在整体上,明前期的言官发挥了较好的作用,至明中后期则作用日微,最终难以挽救明朝的灭亡。     

论明代妇女财产之司法保障及其启示

在传统中国社会,民间的争占、钱债、婚姻、骂言等纠纷不时发生,但基于宗族传统观念。厌诉之风盛行。在中国古代。每当家族或宗教团体之内有所争端时,会先以民间私了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关涉命案或牵涉庞大利益时,才会请讼于官方。中国古代妇女地位微薄,妇女对财产几乎毫无权利．同时也不易于诉诸法律。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明代争端解决机制悄然改变,妇女经济能力上升．并逐步改变了经济上依附男性的状况,所以,明代妇女已有见识和勇气突破传统,寻求法律对其财产保障上的帮助。现代社会,无论从道德观念,还是立法抑或司法实践,妇女地位已得极大提升．当财产受到侵夺或与他人发生财产争议时,我们要从司法层面保障妇女财产权益,促使妇女维权正当化．并强化妇女诉讼权利保障机制,实现男女财产权平等化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