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亭事件”：张春桥的一次政治赌博

1966年11月,发生在上海安亭车站的中断交通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从“文化”领域扩展到工交及其他一切领域,也标志着各行各业“夺权”的开始。从此以后,上海乱了,全国也跟着乱了。对此次事件的深入发掘,可以窥见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马天水投靠“四人帮”的结局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三个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是在上海起家的."文革"中的上海市委与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也有不少是和"四人帮"沆瀣一气的同党,马天水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这位被尊为"马老"的马天水,并非靠造反起家的政治暴发户,而是颇有一番革命历史的老干部.     

刘少奇是如何被扣三顶“帽子”的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刘少奇。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伪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弥天大“帽”。“文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伪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鲜为人知。     

彭真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年夏天成立了一个名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导意识形态领域丁作的工作组，彭真任组长。这个旨在贯彻毛泽东文化指示、执行中央关于文化及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组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风潮中遭到了覆灭的命运．彭真也因此遭受了政治生涯中一次大的劫难。     

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四人帮”在总参制造“山东问题”始末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不但搞乱了地方,还要在军队＂放火烧荒＂,分别于1974年1月24日、2月25日在北京擅自召开万人大会,搞＂三箭齐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2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攻击＂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2月25日,江青在会议上大喊：＂总参问题太多了,要放...     

“文革”初期的团中央

组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工作团” 1966年上半年,全国的文化批判一浪高过一浪,政治形势也骤然紧张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共青团召开了九届三中全会（4月1日至20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代表团中央作了．题为《一定要把共青团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的报告。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大革命,     

从工人到党中央副主席跃变的“文革”神话序曲——“安亭事件”始末

历史往往在瞬间改写文革 初期的王洪文仅仅是上海一个不知名的工人 然而他却时刻窥视着突变的 ，政治风云 一手策划了安亭事件 并与张春桥达成了政 治上的默契 迅速 脱颖而出从此 他作为 工人领 袖 与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结成了 四人帮 从而 顺利进入到中央政治的最高层 。     

“安亭事件”中的张春桥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上海突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即上海部分造反派在王洪文等人的鼓动下,在上海市郊的安亭火车站卧轨拦车。如何处理此事?当时中央在周恩来和陶铸的坚     

马克思主义不间断革命思想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辨析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二十年间我们党的基本理论。作为一般理论命题或政治哲学命题,它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思想,是可以成立的。但当时它被赋予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那样政治大革命的特定含义,则成了错误的左倾理论。现在有的同志主张为它恢复名誉,重举它的旗帜,这是不可取的。不过联系现实回头去看,当年毛泽东阐发这一理论时提出的许多宝贵预见,却有着极大的警示意义,足资我们认真借鉴。     

康生临死前为何要揭发江青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昧。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例。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述略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一类群众组织,最初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建立起来领导运动的组织形式。工作组撤出后,毛泽东提出新建或重组这一类组织机构的问题。这一类组织被指定为在各单位领导和推动运动的新机构和组织形式。随着运动发展,这一类组织机构并没能发挥预想的作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小史

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政权机关。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设想了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改革的方案。北京大学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后。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划所谓“一月革命”始末

发生在1967年1月的所谓上海"一月革命",曾被"四人帮"标榜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的一个"大功".在"四人帮"得势时,他们在上海还专门搞过"一月革命"展览,颇有让"一月革命"流芳百世之意.而实际上,所谓的"一月革命"并非"四人帮"所说的"革命的里程碑",而是"四人帮"制造动乱的一座"耻辱碑".     

“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阴谋的需要,借机在美术界掀起了所谓的批"黑画"运动,声称要反击所谓"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这些批判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歪曲篡改,十分荒唐可笑.     

“三支两军”的初衷及其两重性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三支两军”这一决定的最主要动因是支持“革命左派”全面夺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军队一方面以自己的权威和力量,在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对军队自身建设和军政、军民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不宜完全用解放军的“三大任务”、“三队”思想来解释和说明。     

“文革”纪事

"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生产)、支农(支援农业生产)、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马天水梦断上海滩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3个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是在上海起家的,“文革”中的上海市委与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也大多是和“四人帮”沆瀣一气的同党,马天水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这位被尊为“马老”的马天水,并非     

小议“民富国强”

<正>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将以往提出的"国强民富"的目标改为"民富国强",这将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表面上看,将"民富"置于"国强"之前,只不过是词序的变化,但细细品味,这不只是词序的变化,它蕴涵着党的"民富"先于"国强"、"民富"重于"国强"的发展思路和"全心致力民生建设,坚定民富国强之路"的决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民不富则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