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销售“假口罩”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 判赔82万余元均用于疫情防控

明知所销售的口罩不符合疫情防护标准,却仍以虚假宣传方式,对外宣称其口罩达到了N95口罩的防护标准,销售者蔡某杰、姚某被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网络裸聊敲诈勒索案件下游犯罪的司法认定

<正>一、基本案情2020年以来,犯罪嫌疑人钱某为牟取非法利益,通过网络对不特定人群实施裸聊敲诈。2020年9月,钱某与犯罪嫌疑人康某取得联系,钱某隐瞒实施裸聊敲诈的事实,谎称其在缅甸从事网络赌博活动,邀请康某为网络赌场进行“跑分”洗钱,并承诺给其转账金额3%作为提成。具体作案流程为：首先,钱某等人通过网络裸聊敲诈被害人,要求被害人将钱款转入康某等人提供的银行账号(即“一道”);其次,钱款到账后,“一道”人员将上述钱款转入其微信零钱通,     

司法行政徽章在疫情防控一线闪光——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湖南司法所在行动

<正>"我是司法所所长,是共产党员,疫情防控需要我,再危险也要上!"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司法局沙堤司法所所长覃大贵第一时间向组织请战,去坚守疫情一线。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湖南省1972个司法所5000余名工作人员像覃大贵一样,牢记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带头冲在战"疫"     

法官提醒:战“疫”期间销售口罩的行政法律风险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人们对口罩的需求量大幅上升。一时之间,口罩脱销。与此同时,淘宝、微信等平台则出现大量销售口罩的信息,哄抬价格等现象层出不穷,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而且给防疫工作带来干扰。那么,销售口罩是否需要一定资质?哄抬价格、虚假宣传等销售口罩的方式将会面临哪些行政法律风险?     

聚焦群众需求 聚力“双战双赢” 确保疫情防控法治宣传落地见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并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组织基层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防疫工作。     

数字时代司法摄影假照片的防控

今天,数字摄影已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和流行。数字摄影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影像记录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使得摄影看上去变得更加方便和高效率了,这是人类新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数字摄影极大地颠覆了使用胶片记录和再现影像的传统摄影,它在带给人们方便和陕乐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不断出现的假照片事件,使得数字摄影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照片的真实性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虽然目前所见的假照片案例大多集中在新闻媒体,但笔者以为,不排斥有发生在司法摄影领域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引起注意并呆职有效措施,以防患于未然。为此,笔者从技术防范和制度建设两个层面提出一些构想和建议,以供有关方面参考,目的是为规范司法摄影工作,防止假照片的出现。     

疫情期间刑事案件“视频庭审”的正当性

出于疫情防控需求,尽量避免人群聚集,避免交叉感染显然是全社会参与疫情防控的必然要求,司法工作也不例外。然而,司法工作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不能因疫情防控要求而拒绝审理,也不宜不分类型一律延期审理、中止审理。事实上,延期审理或中止审理的主张不仅不能及时有效打击犯罪,强化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反而会人为制造长期羁押、超期羁押困境,甚至导致轻罪被告人审前羁押的刑期超过其应当判处的刑期的风险,显然不足为取。在应然角度,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规范运用互联网庭审系统开展诉讼活动,是当前疫情防控期间的理性选择。在价值取向上,主张刑事案件通过视频庭审审判方式推进,不仅符合比例原则的法理考量,而且也是智慧司法、司法便民举措的实践体现,与司法亲历性的内在要求也不矛盾。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司法模式探究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双统筹”价值位阶体现在生命健康价值的优位性,基本底线体现在重大疫情防控的法治化,保障路径体现在司法的现实回应性,制度优势体现在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在“双统筹”背景下,司法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紧急状态中出现多元化的新纠纷,双统筹工作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需要平衡,疫情防控中法官面临履职难的问题,以及经济恢复中司法保障能力存在较大缺口等。构建法院服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模式,是以习近平“双统筹”重要论述为思想引领,以“双统筹”中的基本法理为理论支撑,对工作机制、审判经验和诉讼规则的再次提炼。中国模式突出表现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通过司法理念的更新和法院职能的转变推进应急司法体系的发展,实现内部程序机制和外部技术保障的一体构建和协同应变。     

解读信用卡诈骗案“恶意透支”的司法认定

犯罪嫌疑人蒋某某于2003年8月在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沙坪坝支行申请办理了一牡丹贷记卡，后明知自己卡上无存款但仍从2003年9月至11月期间，共十余次使用此卡从自动取款机上提取现金和使用此卡进行消费，合计八千余元。2004年1月起发卡银行多次对其催收但蒋某某仍不归还。2004年6月，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蒋某某在公安机关侦办此案过程中退还了透支的本金和由此产生的利息，2004年8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逃债案件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刑事司法认定

本文结合刑事司法实践,对逃债案件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司法认定作一初步探讨。一、逃债案件情况简要分析本文研究的＂逃债＂,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中无正当理由拒绝或逃避履行按照债权合同及行政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形成的义务,[1]该债限指债权合同和具有经济交付内容行政合同之债,不包括物权合同、身份合同形成的债。     

虚假诉讼罪的司法检视与惩治防控

近年来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呈上升态势,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通过对虚假诉讼罪入刑以来西南地区基层人民法院的63份一审判决书进行司法检视,发现存在民刑衔接机制不畅、犯罪成本低且缺乏有效追责体系、检察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为有效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犯罪,应从民刑衔接、追责体系、检察监督三个维度构建立体化惩治防控体系,发挥刑法的威慑力和导向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认定——基于190件案例样本的分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设立虽然表明了我国在打击信息犯罪、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上的立法决心,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却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诸多论争。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以及非法获取这三个概念。通过对190件案例样本的微观分析发现,理论界与实务界、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上述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司法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案不同判。为此,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分析借鉴样本判决与理论成果,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完善。     

从一起案件看“地沟油”犯罪的认定问题

近期，我省检察机关依法起诉了被公安部列为制售“地沟油”犯罪十大典型案件之一的抚顺市郭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2010年4月间，郭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经营食用油过程中，从山东省肖某、柳某等人处购进利用“地沟油”生产的“食用油”，在对外销售时，或将“地沟油”与正常的食用油勾兑，或告诉买家自行勾兑，自2010年4月至2011年9月间，以低于市场价格将“食用油”销售给辽宁、吉林等地粮油经销商1771．71吨，金额1558万余元。     

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与维护新论——从“苏烟”被认定为驰名商标谈起

公正与权威是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追求的目标，为此，我国需要建立法院回避制度。驰名商标只是一个法律概念，不是荣誉称号。把驰名商标当作“荣誉称号”进行商业宣传，不符合设置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本意。强显著性是一件商标成为驰名商标的先决条件，因此，驰名商标所有人在使用商标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地强化商标的显著性。     

新型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

正本文案例启示:新型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需对构成要件进行符合罪状本质的实质解释,即参加人员有无入门费、是否形成金字塔式的层级、形式上有无采取团队计酬的方式,同时需考察行为实质是否符合骗取财物的本质特征,如果符合这两个要件,即构成传销犯罪。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利用互联网为载体进行的传销案例越来越多,如江西精彩生活、太平洋直购网、福建百分百返利网、温州百业联盟等     

论挪用型犯罪中“营利活动”的司法认定

挪用型犯罪中的"营利活动"不仅包括民商事法律领域所指的"营利活动",还包括多种非典型的"营利活动".行为人挪用资金后自用或者参与使用这笔资金,有可能得到收益或者减少自己支出的行为,都属于刑法挪用型犯罪的"营利活动"范畴.在此基础上,依据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危害程度,可以将挪用型犯罪中的"营利活动"分三个层次,在量刑上予以区别.     

“扫黑除恶”背景下“恶势力”的司法认定:争议与破解

根据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39个恶势力裁判样本分析发现,实践中,对恶势力的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和雏形特征均存在司法认定的争议点,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恶势力司法认定的不规范、不准确的隐忧。解决这些争议要以具体刑事政策为导向,从恶势力四个特征的关系入手,建立一个从形式认定到实质排除的司法认定模式,明确对恶势力的组织特征和行为特征的判断是形式判断,对恶势力危害性特征和雏形特征的判断是实质判断,恶势力的司法认定应遵循从形式到实质的判断顺序,对危害性特征和雏形特征的实质判断可用于单向排除恶势力的认定。     

浅论渎职罪中“非物质性损失”的司法认定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重大损失是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的必要构成要件之一,对于何谓重大损失,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7月26日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立案标准》)中进行了列举式规定,但这种规定主要是针对物质性损失而言的,对于非物质损失的规定依然十分抽象,目前也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在办案实践中,对于非物质性损失的认定,是把握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罪与非罪的关键。笔者结合相关司法实践和学理解释,试对现阶段非物质性损失几种主要情形的司法认定进行探讨。     

重大疫情防控中信息犯罪的刑事规制边界

在信息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为重大疫情防控中信息犯罪的刑事规制提出新的命题。对于虚假信息犯罪,应在犯罪层次、行为形式和量刑区间上全面贯彻严厉打击的要求,严格依法判定虚假信息,注重该类犯罪控审的时效性。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注重社会利益和个人权益保护的平衡,并且基于罪名体系化、规范协调化的视角,有效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刑事保护。     

依法防“疫” 大道而行——一位司法所长的战“疫”记录

<正>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方秋轩前往厦门过年的计划。退票,不容分说。大年二十七,福建省明溪县司法局城关司法所所长、城关乡调委会调解员方秋轩,通过媒体得知新冠肺炎疫情不容乐观后,毫不犹豫退掉了去厦门过年的车票。战"疫"当前,没得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