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1年东盟经济的分析与预测

2010年,东盟国家经济相继从衰退中复苏,主要东盟国家经济呈现出上半年强劲反弹、下半年增长放缓的态势。各国开始着手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积极应对国内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出现。2010年,可以说是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各类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均取得新进展。在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东盟国家经济发展将面临着新的挑战,这将考验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2007-2008年东盟经济的分析与预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东盟的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发生了一系列变化.2007年,东盟国家经济保持了增长势头,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新进展.展望2008年,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将呈现新的格局.     

普京时期的俄罗斯经济转型:从制度移植到制度创新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迅速复苏并非1990年代实施激进式制度变迁的后期效应显现.俄在1990年代移植西方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过程中遇到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的严格约束,使得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失灵.这一教训使得俄进入新世纪以后重新审视了自身的制度环境,把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与俄的现实结合起来,调整经济政策,加强国家的作用,确定了"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相关性视角的一项考察

<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近二十年来,俄罗斯的转型和发展过程展现出极其丰富的内涵。这一问题对于整个转型研究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迄今仍然处于有待发掘和研究的状态。     

东盟、美国的亚太安全制度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本文主要对东盟和美国的亚太安全制度进行了比较 ,分析了双方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双方在安全政策 ,运作方式和民主、人权的日程设定上都存在着不同 ,但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 ,都不反对双边军事同盟。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与问题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在双方的努力推动下,合作机制和制度基础不断得到完善.2004年签署的<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标志着双方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又取得了实质性的新进展.本文在总结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与新进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薄弱之处和问题所在.     

跨越环境主权: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理解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演进的因果机制,需要梳理其中结构性因素与历史性因素对制度变迁的综合作用,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萌芽期(1977—1992年)、调整期(1993—1997年)和深化期(1998年至今)三个阶段,先后表现出强调国家环境主权、重视国家环境责任、打造地区环境共同体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生态主义潮流的同频共振、从环境权利到环境义务的观念转变和多元国际行为体的参与构成了制度变迁的结构性逻辑。1997年亚洲烟霾危机的爆发、1999年东盟扩员的关键节点、“东盟方式”延续与扩散的路径依赖、治理制度的弱约束性,以及东盟国家成本—收益认知差异性的历史否决点,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历史性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整体性把握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和发展方向。     

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基于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CSSCI

文章基于制度主义下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理论,探析了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从华侨向华人转变的路径锁定,以及在住在国排华环境下族群认同强化的路径依赖,揭示了其中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偶然性事件等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机理。同时,结合制度变迁理论,根据制度供给主体的不同,就增强东南亚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提出路径突破的方法,以期对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建构和演进有所启示。     

日本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一、经贸关系回顾 从二十世纪50年代末开始,日本就是东南亚地区最主要的援助国,一直是多数东盟国家最主要的商品出口国。对日本来说,东南亚又是战后中国和朝鲜的重要替代市场,是重要的原料产地、商品出口地和资本投资场所。到1967年东盟成立时,东南亚与日本已建立起相当密切的经济关系。但多数东盟国家一直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     

从有限包容理论看中国-东盟关系的经济依赖与安全疑虑

中国-东盟关系经历25年的正式交往,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取得巨大的经贸成就,但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和尚未实现的战略诉求。近年来随着双方的实力差距不断加大和受域外国家介入的南海争端干扰,中国-东盟关系在高端政治领域的发展滞缓,东盟对中国的安全疑虑不断增强。本文以包容理论分析中国-东盟关系中东盟“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起、演进与启示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自1996年正式形成以来,已历经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2004年的《东盟促进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和2010年的《东盟宪章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三次变化。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因在于东盟区域一体化目标的推动以及“东盟方式”固有的制度缺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动因在于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缺乏操作性以及“规则导向”型争端解决机制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三次变革可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走向、模式选择及修正时机上给中国构建区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法律化、制度竞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作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和美国都着力在亚太地区打造自贸区网络,试图整合亚太经贸规则。由于两国自贸区策略在义务性、精确性和授权性等法律化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别,客观上形成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两种路径,其背后是美国和中国围绕贸易规则的国际制度竞争。对不同路径的选择与中国和美国在国际贸易制度中的比较优势密切相关。作为在位者,美国倾向于通过较高法律化水平的方式巩固自身的规则收益和治理话语权。作为进入者,中国则主要通过较低的法律化水平降低缔约过程的交易成本来获得伙伴收益。     

法国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模式及其路径依赖

法国政府自1982年以来通过地方分权和权力下放,极大改变了地方政治-行政格局,较为成功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现了公共行动场域的转移,为地方多元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本文试图厘清地方分权和权力下放内涵的差异,探讨地方分权和权力下放的具体路径及二者互动关系。     

制度嵌入与“印太经济框架”对东盟数字经济治理的影响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印太经济框架”(IPEF)成为其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数字技术革命引发全球秩序深度调整,美、日、澳、韩等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并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对东盟进行渗透。数字经济治理是IPEF的重要内容,美国希望以此达到抑制“数字丝绸之路”、拓展“印太”市场、主导数字时代经济治理格局和安全格局等目的。文章从制度嵌入的视角理解IPEF在东盟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部署,并从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基础要素分析IPEF对东盟数字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影响,阐述IPEF成员加深数字领域的合作可能给东盟数字经济治理带来的变化,由此提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措施建议,以巩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成果,从而打破IPEF对中国的围堵。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研究现状、路径方法与理论批评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基石。过去近四十年来,在制度有效性研究方面,相关的理论建构及研究方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过,制度有效性的因果关系、制度内生性、路径方法、遵约研究以及个案局限性方面的问题,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际制度有效性揭示了理论命题的时代意义,这项研究任重而道远。     

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区域制度霸权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一度通过国际制度建设取得了三分之二世界的霸主地位。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与国家实力的交化使美国无力继续追求全球性的制度霸权,而是转向区域制度霸权战略,通过以自由贸易区为主的地区合作制度追求其在各地区的主导地位与战略利益。其中,能否构造适宜的地区关系格局是大国主导自贸区与区域制度霸权战略能否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表现为三项任务:力量结构调整、单向支付与软实力建设。只有围绕本国优势兼顾这三项任务,大国才有可能在地区霸权的竞争中取得胜利。通过对NAFTA、FTAA与TPP三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追求地区霸权的战略尝试之所以成效各异,原因就在于其对三项任务的完成情况不同,进而影响到其地区影响力以及相较于对手的地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