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张晋藩先生的刑法史研究及其学术价值

一、张晋藩先生之前的刑法史研究及其特色近代以降,学者对中国刑法史多有研究。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是近代系统探讨中国刑法史的开篇之作,其所用的方法仍是传统经史考证的方法。民国时期对于中国刑法史做专门、系统且深人的研究作品,主要有三部:一是徐朝阳先生的《中国刑法溯源》;二是黄秉心先生的《中国刑法史》;三是蔡枢衡先生的《中国刑法史》。这三部作品是用法学方法研究中国刑法史的奠基性作品,为后来的研究者构筑了一个范式。     

当前宪法史研究三大范式的反思

随着宪法史研究的学术性回归,当前宪法史研究(中国内地)呈现出思潮史、文本史和学说史三大范式。从整体上说,三大范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各自建构了自身的研究价值取向,这为人们认识中国宪法史提供了不同的想象空间。但是,三大范式存在着相互割裂的倾向,并且忽视了制宪或修宪记录的分析。要拓展宪法史研究的发展空间,必须在范式上倡导概念史研究。这就必须打破思潮、文本、学说之间的界限,走向一种融合之道。     

构建法律体系 重塑中华法系——张晋藩先生的学术情怀与社会责任

从事法律史研究,既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史学与法学的双重知识结构,也需要在学术生涯中兼具史学家、法学家的双重学术品格:浓郁的学术情怀,坚定的社会责任。没有浓郁的学术情怀,没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韧劲,对于法制史的研究难以深入;没有坚定的社会责任感,没有对于国家、民族、社会鞠躬尽瘁的赤子之心,在法学研究方面,也难以形成有助于法制进步、国家发展的优秀学术成果。在这一方面,张晋藩先生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读后

张晋藩教授的近著<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从法制文明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无论是其理论假设还是在研究对象的定位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范式建构上的积极意义.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该书克服了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现有的革命法制史和法制近代化两种范式的缺陷,因而对于探索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推进这一研究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于古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与材料问题

采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结合的方法对出土文献中的法律史料进行系统的清理与探索，封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把握中国古代法律史的整体风貌；二是有助于改写中国古代法律史；三是可以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术研究的成败取决于方法是否先进，先进的方法产生的学术功效是巨大的，王国维在历史研究领域、瞿同祖在法律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便是明证。     

《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评介

《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著名法制史专家张晋藩教授和郭成康副教授合著的一本具有相当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本书写的是清开国时期政治与法律的专史,对于研究清代二百余年以及明清之际的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郭沫若曾说过:“清人入关并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确是件奇事”。这个“奇事”实际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难度较大的问题。而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能不把目光投向入关前清人那一段神秘而令人感兴趣的历史。因此,有不少专家学者曾从各个不同角度探索过清朝的开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开拓与创新——《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读后

开拓与创新——《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读后徐忠明一、《求索集》出版的学术意义在国内法学界尤其是中国法史学界，说起张晋藩教授，总爱把他与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联系起来。①笔者最近专门拜读了《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已...     

车文博先生对心理学"三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车文博先生在吸收借鉴、扬弃超越他人的研究视域和编篡原则的基础上,持之以恒地大胆探索,出版了数本(套)在国内外心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鸿篇巨制。车文博先生关于心理学三史的创新性研究,实现了从心理学知识史到认识史、从心理学学科史到思想史、从单一文化心理学史到多元文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的整体性跨跃,体现了先生作为理论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和心理哲学家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范,三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法律史研究思路新探

中国法律史学科近年来面临着重大危机,但已有的种种对策并不足以改变现状。中国法律史研究可在方法和目的两方面作出适当转变,即中国法律史学者在不否认考证、广泛收集史料为研究基础的前提下,以"通过法律史,超越法律史"的姿态,发挥自身在法学学术及基于本土立场的比较优势,以适当引入现代中国法律问题为导向,在法学问题意识下选择优先研究的法律史专题,结合社会调查,探讨古今法律的联系,寻找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制度理性和法律智慧,化制度得失为历史启示,使中国法律史学成为推动其他法学学科发展及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学科。这种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新思路将更有助于提升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地位。     

习惯法在中华法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张晋藩先生的习惯法思想概要

就我所见,张晋藩先生专门关于习惯法、习惯法在中华法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著述不多,他的这方面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201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总序”中,也散见在一些其他作品中。张先生在指导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的过程中,也阐述了他对习惯法的看法。我体会,张先生主要是在研究中国固有社会的民法、在思考中国少数民族法史等论题时集中阐述他的习惯法方面的思想的。     

宪法概念的学说史梳理与反思

“宪法”词义的界定是宪法学研究的前置性问题,是宪法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基础。宪法概念的学说史梳理,即以“八二宪法”颁行以来大陆学者对“宪法”词义的界定为分析对象的研究,主要目的是在大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学者们对“宪法”词义界定的多样性、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出统一性,进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发现并描述这种统一性。故“八二宪法”颁行以来各种界定“宪法”词义的宪法学专著与教材、法学概论（法理学）教材、法律辞书以及相关学术论文就成为比较分析的对象。     

论民国时期的宪法史研究——以宪法史著作为例

本文以民国时期宪法著述为主线,探讨了民国时期的宪法史研究脉络,并对现代宪法研究寄予厚望。     

近代中国民法史研究的贫瘠之域:“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一个学术史的省思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是民初的“实质民法”,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近代民法史研究的既有成果主要从局部和静态层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研究,且长期存在两种误解:一是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在中国近代民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并未充分认识；二是对其由来、名称、内容和性质等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均认识混乱.对该论题的研究应力求宏观定位与微观考察、立法史和裁判史相结合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作全面专门研究,以期达到探寻真相并重新定位、展现发展路径和客观评估价值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目标,从而对近代民法史研究进行廓清、丰富和提升.     

我对亚洲的法律史的发现以及西洋人对亚洲的发现——《亚洲国家民法典编纂史》序言

人们说灯下黑 ,信哉斯言 !我研究世界民法典编纂史 ,感到自己最无知的大洲还是自己所属的亚洲 ,除了日本、韩国、越南、蒙古这些亚洲大国的民法典编纂史 ,我对本洲的其他国家 ,莫说是对其民法典编纂史 ,就是对它们的普通史都极为陌生。这反映了一个现实 :这些国家属于所谓的“弱势群体” ,吸引不了人们的视线 ,这些视线大都跑到欧美国家身上去了。因此 ,在完成了东欧国家、非洲国家的民法典编纂史的写作后 ,我有一个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当福布莱特访问学者 1年的机会 ,任务是研究美国的民法典编纂史 (或许可以说是研究北美地区的这一…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

近些年来 ,尽管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依然缺乏必要的、自觉的省思。据此 ,本文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现状出发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一番检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 :首先 ,谈论方法的一个前提 ;其次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 ;再次 ,考证与解释 ;最后 ,史料与理论。     

大陆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概述

大陆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概述俞荣根编者按：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１－２９日，我校俞荣根教授随同大陆法学家一行１５人应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先生邀请，赴台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     

中国古代法结构形式的特点刍议——兼谈法史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

<正> 谈及中国古代法的结构形式,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诸法合体”一词,法学界大多都视之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特点。这一观点最初由谁提出,笔者未及洋考。但自一九八○年张晋藩先生在《法学研究》第四期将其列为“中华法系”结构形式上的特点并加以阐述以后,随着人大本《中国法制史》的出版和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法制史》(以上二书     

破解私法史悬案：“重大误解”之正本清源

取法于欧陆的我国民法，为何将民事错误行为独特地表述为“重大误解”，至今仍是我国私法史上亟待破解的一桩学术悬案。“误解与错误区别说”和“误解与错误等同说”皆因缺乏对制度的语境把握和历史考量，从而并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私法史的考察证明，“重大误解”实为“重大错误”，是我国法在继受苏俄法过程中语言裂变和翻译异化的产物，它有别于德国法以表意主义为中心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而与合意主义的罗马—法国法传统一脉相承。对此加以厘清，有助于在立法论和解释论上对这一条款进行准确操作。     

张晋藩先生是我的老师

张晋藩先生是我的老师,是我大学本科学习时的老师,也是我研究生学习和毕业论文指导导师。他温文尔雅,待人谦和,事业心强,关心后学,对教学与科研充满活力。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上大学讲坛,便以强烈家国情怀,七十年如一日,将毕生献给繁荣中国法律史科学事业。教学和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是现代当之无愧的中国法律史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