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基本法理研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视角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法在该地域的重要补充,起着规范秩序、巩固团结、促进交融的重要作用,是"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历史实践.通过对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特征、合理性和价值的分析,发现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论和中华传统法文化的历史继承中得到消减,可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进程中实现咬合,形成互补变通的法治体系,助力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探源

本文在综合大量史料的基础上 ,认为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乡规民约和习惯法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形成的主要来源。提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对生态环境的深层关爱 ,其中蕴涵着深刻的伦理价值     

乡规民约与新农村的法治建设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成文法广泛普遍适用的新阶段,但是乡土中国的固有结构并未产生深刻变化,乡规民约和习惯法在民间实质上消解了国家制定法的理想。个案的解读意在揭示乡规民约是对传统和习俗的承认,属于不可逆的地方性知识。国家制定法和乡规民约代表着不同的理想,强制性导入会给法治建设带来难以估料的后果,只有在互相尊重和关照的前提下,才能够化解矛盾和冲突。     

蒙古族习惯法中的生态环保观——内蒙古雾霾引发的思考

习惯法作为一种约束人们行为的法律形式,在调整社会关系,促进民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探讨和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于理解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都有其重要意义,我们要挖掘其内在的魅力和潜在的价值,更好地促进当代内蒙古的生态建设和保护。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政治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地区秩序维护的基础,将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纳入村民自治体系,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度,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透过对F村和K村的村规民约文本分析及相关调查可以看出,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外生性导致的少数民族地区村民政治参与度不高是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所在,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纳入村民自治体系,这样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度,从而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依存和冲突--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多元个案透视

法律多元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现象 ,该现象主要围绕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两者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在不同表现形式中 ,两者表现出既依存又冲突的关系。因此 ,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进程中对两者不应简单取舍 ,国家法必须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 ,让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不同途径得以实现。     

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战略逻辑契合与改进策略

正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乡村的"治理有效",要把德治、自治和法治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体现的是更能动和全面的发展模式。乡规民约不仅是乡村基层社会自治的载体,在与德治、法治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繁荣乡村文化,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等任务具有重要作用。一、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战略本文将乡规民约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下进行讨论,即乡规民约是村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制定和共同遵守的具有一定规范性的各种道德守则和行为规范。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习惯法的功能定位

民族习惯法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时代性、自主性、公共性、规范性、丰富性、稳定性、开放性的特征,对民族习惯法进行重新定位,阐释民族习惯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贯彻国家法律与政策、针对性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纠纷、有效解决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等功能。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对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实际存在于民族地区现代社会的有效秩序和规范来源,它对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广泛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本质上应是一种和谐发展、繁荣进步的社会新生活、新秩序。充分发掘习惯法的借鉴、认同、规范功能,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     

和谐社会语境下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耦合理论——以黔东南地区为视角

黔东南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特殊背景,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习惯法,它与国家法同样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同时又有冲突之处。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前提下,整合国家法与习惯法两种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通过分析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冲突,找到二者之间耦合点,国家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法治社会中发挥最大调整作用。     

论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的冲突及对策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自身族群文化相应的乡土性、生活性和稳定性极强的习惯法,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稳定性、地域性、自觉性等特点。这些习惯法与我国现行刑法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两种社会调控机制将长期并存的情况下,如何调适刑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增强民族地区刑事司法的可操作性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并注重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与改造,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实现二者互补和融合的良好状态。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习惯法的民事司法适用探析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中国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习惯法的民事司法适用存在有效导入路径缺乏、自身的局限性和法官适用民族习惯法的意识有待加强等方面的困境。民族地区应通过引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判例制度、变通适用少数民族习惯法,增强少数民族地区法官适用民族习惯法的意识等方面的措施,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事司法中的适用提供保障。     

当前乡村法治秩序构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之道

乡村法治秩序是我国法治秩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从乡土内部催生出农民法治需求,基层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为乡土法治权威的树立创造了外部条件,新时代,农民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秩序的需求。然而,由于农村法治建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乡村法治秩序依然面临着法治权威不足、法治规范不适应的形塑障碍。面对新的时代要求,须通过立足乡土情景,健全法律机构设置;克服法律特权现象,树立农村法治权威;设置驻村法官,转变法律服务方式;创新法治教育方式,提高农民法治意识;重构乡土规范,推进法治农村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乡村善治格局;全方位推动新时代农村法治建设,为现代法治的真正下沉创造条件。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关系研究

民族习惯法体现了一个民族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其所蕴含的民族伦理道德是相通的,因此国家制定法中关于民族习惯法的规定较多地体现出来。在当前推进依法治国和实现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乡约,民间秩序的重建

在强调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不能忽视法律并不是社会控制的惟一手段 ,国家秩序并不能涵盖社会生活每个方面 ,必须努力建设一个与之相衔接的民间秩序。而乡约或者称之为乡规民约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 ,从内在价值和外在形式上 ,都不失为建立民间秩序的一种优先选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上下篇。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凸显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步和发展,     

民族地方法治的难点与选择

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广大民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普遍滞后,要融入国家法治进程,需要充分调动本土资源,科学选择符合本地实际的法治建设路径. 一、促进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有效互动 法治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建设法治国家,首先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现代国家,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是一种重要的行为规则,发挥着定纷止争、维护秩序的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国家法律外,还有许多其它能促成秩序的规则,如道德伦理规范、公司组织章程等.在广大民族地方,更是存在许多各民族同胞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民间法、习惯法,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实际地调整着社会关系,被当地居民自觉遵守或依托于一定民间力量得以"执行".例如在云南省内一些傣族聚居的地方,对盗窃者的习惯性处罚方式是罚其"洗寨子",即请全寨人大吃一顿;在四川省的一些藏族聚居地,即使杀人者已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受害者家属还是会以民间普遍认可的方式向杀人者及其家属追索一笔"赔命价";在贵州省的一些苗族聚居地,违反社区行为规则者,会被村寨处以罚100斤肉、100斤米、100斤酒的"罚3个100"的处罚.这些民族习惯法,有的与国家法律规定相冲突,有的则与国家法律的调整对象相重合或与国家法律追求的实体价值目标相契合,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关系是民族地方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     

以乡规民约评议会为抓手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来,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和户县把乡风文明建设作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设计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抓手——乡规民约评议会,开展各种特色鲜明的评议、治理活动,有力地解决了农村中许多法律管不上、行政管不好的社会问题。2008年,西安市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全面推广乡规民约评议会经验,化解了农村大量的矛盾纠纷,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进了农村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建设,确保了农村的和谐稳定,形成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打造“法治书记+律师参与”的法律惠民共同体

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对内的、长久稳定的共同体,人口流动率较高,村庄异质性与日俱增,建立在传统社会关系上的乡规民约、伦理规范等已无法满足基层自治的秩序构建需求。现实中,村民"信访"不"信法",遇事通过暴力、闹事等手段来解决的现象屡见不鲜。法治环境的好坏,是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试论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性质与特征--以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为中心的分析

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法律人类学方法,结合田野工作的经验与感受,对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特性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并着重强调指出民族习惯法所具有社会性、乡土性、伦理性、民主性等特征,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完善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