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问责中异体问责的缺位

行政官员的“问责”在去年的非典疫情后,成为推动我国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建立具体而又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法律责任制度,有利于培养一支高效廉洁的行政队伍,有利于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完整的行政问责既有同体问责又有异体问责,二者相辅相成。当前启动的行政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异体问责主体存在缺位,影响了行政问责效果。要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就必须加大其中异体问责的力度。一　当前行政问责中异体问责的缺位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行政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     

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应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然而，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异体问责才是更客观、对官员更具有威慑力的问责形式，特别是在发生了重大不良影响的事件上更是如此。笔者认为，为改善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缺位问题，应实现以人大问责为核心的多元化问责主体。     

行政问责的困境及其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实践的困境主要有谁来问责、问谁之责和何种问责等。谁来问责困境表现为自上问下与自下问上的矛盾和同体为主与异体为主的冲突,问谁之责困境主要是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的躲猫猫和领导责任(者)以组织责任为护身符,何种问责困境主要体现为法理问责与情理问责的纠结和公开问责与秘密查处的博弈。其间分别蕴含了行政价值迷失、德性伦理欠缺和制度伦理缺位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可从公民伦理的培育,德性伦理的培养和制度伦理建设等方面超越问责困境。     

行政问责制度的逻辑结构

在其逻辑结构上,行政问责制度由"问"、"责"、"究"三个具有内在衔接关系的板块所构成。其中,在"问"之层面主张问责主体"非行政化"、问责依据法律化和问责范围有限化;在"责"之层面提出行政问责所追究的是一种"领导责任",这种责任具有间接性、政治性和行政性,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责任或行政责任;在"究"之层面强调行政问责仅仅是"领导责任"的实现途径,它不能取代刑事责任等其他责任形式。     

行政问责地方立法的差异以及所折射的问题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地方立法对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和法律体系,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实现了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同时具有一定的立法共性。但是,地方立法行政问责制度还存在一些差异,反映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一定分歧和暴露出的问题,这是今后立法需要考虑和完善之处。1.立法依据的缺乏统一性云南省的《问责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公务     

行政问责制完善路径探析

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遇到困境,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就是要加强行政问责文化建设,强化异体行政问责机制,健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完善行政问责配套制度。     

行政问责主体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转化的历史必然及其构建

我国行政机关中实行的同体问责制,存在着问责范围窄、问责力度弱、问责效用差等缺陷。构建以共产党为核心、人大为中枢,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舆论媒体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问责体系是多元问责价值理念的现实要求。要实现由同体问责向多元主体问责的转变,就要着力培植多元问责土壤,完善多元主体问责机制,实现问责体系制度化,确保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教育问责制在中国的建构

教育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是顺应国际教育改革趋势和国内行政问责实践向教育领域扩展的结果,也是我国保障教育质量、强化教育责任、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推进我国教育问责制完善的路径主要有:培育教育问责文化,加强问责立法保障,强化异体问责,构建科学的问责体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问责方式,明晰问责程序,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运动式”行政问责的困境及其反思

<正>行政问责是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的发达形态,也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目前,中国式行政问责仍徘徊于运动式阶段。作为对公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机制,行政问责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必须实现从运动式问责向制度化问责的根本转变。本文在对当前中国行政问责实践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运动式问责的革命思维,强化对政府权力结构的制约与平衡、让权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虽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实现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完善问责法规,构建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虽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实现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完善问责法规,构建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完善对策

目前,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尚存在行政责任不明、行政问责乏力、行政问责法律缺失、行政问责文化滞后、针对行政问责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存在缺陷等问题,解决的方法与思路是明确行政责任、强化异体问责机制、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培育新型行政问责文化、健全针对行政问责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组织及其官员应对其行政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现行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缺失,需要通过加强问责体系、异体问责、正当程序建设等措施不断完善。     

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质量安全关系重大,建立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能为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食物链提供保障。但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运用时间较短,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应在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上,强化异体问责,规范问责程序和问责后的官员复出程序,以更好地发挥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促进作用。     

中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现状、缺陷及完善

中国行政问责制自“非典”时期正式走近公众视线,目前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难题与制度缺陷。该文从六个方面为根本上解决行政问责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尽快完成从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的转变提出了对策建议。     

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选择

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的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是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成绩、问题与对策

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一些问题：（1）问责法制化取得进展,还需推进法治化;（2）问责的启动往往与公共灾难有关,属事后问责;（3）问责主体主要是党政机关;（4）政治责任居于显著地位。解决以上问题,完善行政问责制需要的对策：（1）完整把握行政问责制的丰富内涵;（2）把行政问责制与绩效考核制有效地结合起来;（3）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自运行＂机制建设;（4）重视政治民主,实现多元问责;（5）着重进行管理问责,兼顾其他责任。     

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现状、缺陷及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正式走进公众视线,已经历了五年的发展.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面临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不清、问责程序不够规范、责任追究不力、问责信息不充分、问责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与制度缺陷.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问责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尽快完成从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的转变.     

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当前,＂责任政府＂的理念已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得到全面地推行,行政问责在制度上不断地完善,但问责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影响到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推行及其功能的发挥。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绩效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