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抓取行为的商业秘密规制路径研究——以美国“Compulife案”为视角

数据抓取的对象通常是用户可以访问的公开信息,因而经常受到不应当通过商业秘密路径加以规制的诘难。美国Compulife案的判决表明用户可以访问的公开信息,在一定情形下仍然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利用商业秘密法处理数据抓取案件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论基础,应转变对数据抓取行为商业秘密规制路径的认识误区。为充分发挥商业秘密法的规制作用,未来应进一步明确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并在数据抓取背景下具化“商业道德标准”,遏制对商业秘密“不正当手段”的广泛解释。     

我国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之反思——基于实证分析的视角

与一般的信息公开不同的是，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关涉到公民的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拥有者利益之间的平衡。此类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关涉到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整体的发展，然而目前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在具体制度细节上存在一定不足，在体制上也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以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的实证分析为视角，对此类信息公开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境进行贴合实际的分析与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     

美国商业秘密法中不可避免泄露规则的新发展及其解读——以Bimbo案为视角

不可避免泄露规则是美国商业秘密法中所独有的规则,该规则的适用在美国处于扩张的趋势,这体现了对商业秘密保护程度的加强。Bimbo案则是典型的例子,该案将不可避免泄露规则扩大解读为"实质可能性"标准,明确了雇员相关不良行为的因素在该规则中起到的作用。不可避免泄露规则在我国也是值得借鉴的,但是对其进行移植适用仍还需要对商业秘密法重视程度的提高和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竞业禁止制度的立法完善——以商业秘密保护为视角

在现实生活中,企业间人才竞争导致雇员“跳槽”而发生商业秘密侵权的案例屡见不鲜,商业秘密保护逐渐成为市场主体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商业秘密保护为视角,以此作为讨论我国现行的竞业禁止制度的前提,针对我国竞业禁止制度立法的不足和具体内容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如对不竞业义务主体界定不明确,竞业禁止与劳动者劳动权存在冲突等,试从几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竞业禁止制度的可行性建议.     

商业秘密案件中秘密性的举证责任问题研究以美国司法判例为视角

商业秘密纠纷通常是审理难度较大的案件,对秘密性要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是其中一个难题.美国法院在长期的商业秘密案件审理过程中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秘密性的举证责任问题上不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而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原告首先承担举证责任.待其阐明争议信息内容以及对争议信息的获取所投入的努力后,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被告可就原告所主张的信息是否已为公众知悉或者容易获得进行抗辩.     

谈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制度——以公共健康为视角

本文简单概述了专利制度,介绍了专利以及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各国对强制许可的态度。文章力图从公共健康的角度论述专利制度中是药品的强制许可的合理性、必要性,并结合我国的国情,论述了药品强制许可制度在我国的现状以及如何改善的问题。     

知情权与信息获取权——以英美为比较法基础的概念界分

知情权与信息获取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我国行政法学界有被混淆的倾向。以英美为基础的比较法视野看,两者在逻辑结构、规范表述和制度印证层面,都有着不同的特质。这对概念的界分,已然构成其信息自由立法理念的奠基。以此来反思概念混淆对我国现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规范结构、立法理念和制度建构中的可能影响。并以概念界分为契机,指向未来更为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商业秘密侵权赔偿数额的认定——以裁判文书赔偿数额为研究视角

商业秘密的价值,往往难以用具体金额估价.而如此极具价值的商业秘密,在信息全球化的当今,已成为竞争对手明争暗夺的焦点,商业秘密侵权案件频繁发生.然而,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额认定,却成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难点.赔偿数额确定适当与否,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程度,也关系着司法救济制度的合理性评价.因此,探求一种合理的认定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额的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结合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探讨商业秘密侵权赔偿数额的认定在现实中的解决方法.     

病患个人医疗信息的保护与公开——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参照”条款和个人隐私条款为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医疗卫生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条例执行,但具体如何参照却不清晰。病患医疗信息的公开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条例中可资参照的主要为个人隐私禁止公开条款。参照该条规定,虽然并非所有病患医疗信息都不能公开,但那些依据公众普遍认知可界定为个人隐私的病患个人医疗信息,是不得公开的。不过,涉及个人隐私的病患个人诊疗信息的不公开并不是绝对的,或者可基于病患个人同意而公开,或者可基于重要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考虑而强制公开。强制公开应分别考虑公开的对象、疾病的危害性和病患的身份等因素,公开程度也可视具体情形而收缩。     

我国行政法制革新路向分析——以信息公开法制为分析样本

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它不仅是法治政府应有之义,更关涉每个公民个体的权利。本文从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必要性出发,梳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历程和已有成果,亦分析其不足之处,最后试探寻在我国逐步完善该制度的可行路径。     

论水上权利的基本结构——以公物制度为视角

本文从水资源公物这一特殊属性出发,重新解释了水资源上的权力结构.水资源所有权人基于法律容忍水使用权的正当性在于公物制度,而水使用权在性质上首先是一种公法役权,但水使用权的公法属性并不妨碍其私法上的财产地位.基于水资源的公物属性,国家对特别使用采取了许可主义,以保障水资源能被用于公共目的.如果许可是不可撤销的,被许可人取得的权利地位就是一种用益物权,但如果许可是可以撤销的,则只是形成了一种民法上受保护的财产地位.同样,基干水资源的公物属性,宪法限制了水资源上诸多的权利,在制度保障与存量保障上都有所减弱.     

竞争法视野下的关键设施规则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运用——以欧盟判例为主线

关键设施规则已逐步运用于知识产权领域,适用关键设施规则的逻辑结果就是要强制许可竞争者使用相关技术。通过简要梳理关键设施规则的起源、欧盟将关键设施规则延伸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进程,对欧盟关键设施规则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标准的变化,以及强制许可使用费率确定标准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为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这一规则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商业秘密保护中秘密性判断标准问题研究——以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议为中心

秘密性是某一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必要条件.对于同一信息来说,按照不同的秘密性判断标准,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议中秘密性的判断标准采取了客观标准和相对标准.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仅明确了秘密性的相对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秘密性的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仍需不断完善.     

经营类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司法认定 以未出版书稿的商业秘密保护为视角

正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2可知,商业秘密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两大类。经营信息一般指经营策略、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投标标底等信息。3司法实践中,主张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一般是客户名单4、货源信息5、进货渠道、产品价格6等,此外,还有主张未出版书稿中的相关信息作为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7,本文就此为例来探讨司法实践中经营类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8。     

云计算环境下复制行为主体的判定——以Cablevision案和Optus案为视角

早在学者关注和立法调整之前,云存储和云服务是否构成侵权就以判例的方式经过了司法审查。有关云计算的判例,在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都有发生,而2012年4月澳大利亚全席法庭就Optus案做出的判决与2008年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就Cablevision案做出的判决并不相同。本文拟从案例的角度,讨论云环境下复制行为的主体判定,探寻立法和司法面临"云计算"的可能应对之策。     

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以吉林省为视角

推行电子政务是提升政府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和高效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吉林省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进一步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不断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务质量、提升政府形象,本文以吉林省政府的相关探索实践为依据,界定了政府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内涵,分析了吉林省推动政府资源共建共享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从政府组织机制、政策保障机制、信息整合机制等方面对完善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推行电子政务,促进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借鉴。     

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困境与应对——以调和人格尊严与信息自由冲突为视角

人格尊严与信息自由构成了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价值维度。二者的价值冲突导致了它们在实证中的对峙,也使制度设计者在价值与利益取向上陷入困境。我国只能在确保人格尊严前提下兼顾信息自由,这是应用价值位阶与排序规则进行思辨后得出的结论,更是出于回应本国语境中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之考虑。为此,立法者应遵循大陆法系以法权形式保护民事利益的传统进路创设个人信息权,将维护权利主体人格尊严的诉求明确具体地体现在成文法当中;同时裁判者宜按照实质正义的标尺,适当限权并有条件地承认行业自律规范的效力,从而给权利人和信息利用人留下意思自治的空间,鼓励他们通过合作博弈共同促进信息自由。     

软件许可合同中禁止反向工程条款的效力研究——美国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软件许可合同中的＂禁止反向工程条款＂法律效力问题是软件产业发展的面临的重要法律问题之一。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关于＂禁止反向工程条款＂效力的争议颇多,并通过诸多案例形成了不同的司法观点和理论依据。我国对＂禁止反向工程条款＂的效力问题尚无具体完善的法律适用,建议在结合美国等发达国家司法实践与法理依据的基础上,对我国立法进行相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