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户盗窃”立法修正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了较大的改动，“入户盗窃”就是其中一种新增的行为类型，这使原有法益保护产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法益保护角度对“入户盗窃”中的“户”进行定性，对这种新的入罪行为进行分析及确定“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区分标准。     

刑法修正案（八）危险驾驶罪的法理解读与立法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把醉酒驾车和追逐驾驶中情节恶劣的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是因为该类行为具有抽象的危险性,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性。为了解决危险驾驶作为抽象危险犯的责任问题,在适用现行刑法区分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基础上,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把危险驾驶行为予以立法归罪进行规制殊有必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在立法上仍然存在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仍会遇到相关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新形势下盗窃犯罪若干问题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盗窃罪的行为方式,对该罪的定罪量刑进行了调整,包括细化追诉标准、认定犯罪停止形态等。文章分析了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与适用,认为将“入户盗窃”和“扒窃”作为行为犯对待更符合立法原意和宗旨,同时这种新增的犯罪未遂形态与犯罪理论的停止形态也并不矛盾。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体器官犯罪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加以认定,可以说是在法律未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加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刑法修正案（八）》对人体器官犯罪的规制,有助于从根本上惩治人体器官犯罪,强化刑法对民生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所规定的人体器官犯罪涵盖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侮辱尸体罪等四种犯罪。作为人体器官犯罪的对象,人体器官既包括活体器官,也涵盖尸体器官,但不包括同属人体材料的人体组织和人体细胞。在＂摘取未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的场合,只有在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未满18周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故意的成立。《刑法修正案（八）》未将单位规定为人体器官犯罪的主体,且在对精神病人人体器官的特殊保护方面处于缺位状态,这实属立法缺憾。     

简论携带凶器盗窃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于如何理解与适用携带凶器盗窃，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困惑和争议。文章从“凶器”的认定、“携带”的认定以及携带凶器的主观方面三点入手分析了携带凶器盗窃的内涵和外延。     

多次盗窃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对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进行单独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中，应结合具体情况，对多次盗窃进行司法认定。“多次盗窃”可界定为一年以内三次以上非较大数额的一般盗窃。应当将盗窃预备、中止、未遂行为纳入“多次盗窃”的认定范围，当且仅当纳入多次盗窃认定范围的各盗窃行为均系未完成形态时，多次盗窃构成的盗窃罪才可能存在未完成形态。     

多次盗窃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对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进行单独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中，应结合具体情况，对多次盗窃进行司法认定。“多次盗窃”可界定为一年以内三次以上非较大数额的一般盗窃。应当将盗窃预备、中止、未遂行为纳入“多次盗窃”的认定范围，当且仅当纳入多次盗窃认定范围的各盗窃行为均系未完成形态时，多次盗窃构成的盗窃罪才可能存在未完成形态。     

扒窃行为的司法认定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公共场所扒窃的行为日益增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降低民众社会安全感。为此《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增加三种盗窃罪情形,即＂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但是对＂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中这个顿号含义的不同理解造成司法实践对＂扒窃＂案件处理的不一。对此,无论从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入手还是回归立法本意,都应理解为有＂扒窃＂行为即可入罪,而不需要＂携带凶器＂等附加条件。     

浅论盗窃罪的立法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在刑法第264条盗窃罪中"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基础上,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行为类型。修正案更加严密了法网,加大了对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为了使修正案能够正确实施,文章对盗窃罪增加的行为类型中所涉及的"户"、"凶器"、"扒窃"等相关词语的含义进行解读,并对相关的盗窃类型的法律适用提出自己的见解。     

论“携带凶器盗窃”简

2011年5月1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增设了盗窃罪的不同犯罪情节,“携带凶器盗窃”就是其中一种.201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出台司法解释第3条第3款规定,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凶器”认定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的情形,以及其与“携带凶器抢夺”的关系不无深入讨论之余地.     

法益保护不断前置、总体趋严的刑事立法——历次刑法修正案背后的刑事政策解读

从1999年《刑法修正案》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仅仅12年时间，我国刑法就新增了34个罪名。在入罪方面，犯罪门槛不断降低，危险犯立法模式不断增多；量刑方面，尽管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但刑罚总体趋严。这些罪刑变化的背后不仅表现出我国刑法对安全刑法理论的回应，更表明我国刑法对积极一般预防学说的采纳，刑事违法性实质从结果无价值向行为无价值的转变。     

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七点质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改革的推动意义自不容否认,但7处缺憾的存在却使得《刑法修正案（八）》略显粗糙：以刑法修正案消融刑事立法解释的非法性;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总则的合宪性质疑;引入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对未成年犯的过度轻刑化待遇;取消死刑罪名、死缓限制减刑导致刑罚体系结构不谐：社区矫正“尴尬入刑”：危驾入刑有违刑法谦抑性。     

人体器官移植的刑法规制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首次将非法移植人体器官行为纳入刑事立法,我国刑法理论界研究较少,司法机关在认定时也面临诸多问题.研究器官移植的立法沿革,界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构成,探讨器官移植的立法完善,意义重大.     

“非数额型盗窃”入罪的学理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以“定性不定量”的模式单独入罪,其立法原意值得反思.从全法体系的角度,“违法与犯罪”依旧是二元的,“非数额型盗窃罪”稀释着刑法谦抑性;从法益论的角度,一切盗窃行为侵犯的仍然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产权,“非数额型盗窃罪”消褪着法益关联性.为了防备刑法介入的扩大化,司法者应当客观地、实质地解读这一规范,在实体与程序的一体化运行中为其犯罪圈的膨胀层层设防.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立法及发展趋向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严密的刑法规制,从而使得此类犯罪的立法模式呈现刑法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重罚化的发展趋向。对这样的发展趋向应当持审慎的态度,尤其要考虑到我国具体国情,以及与国外刑事立法的差异性。     

从“入户”和“携带凶器”看《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明确写入刑法条文中，有其现实的必要性，这无疑是立法上的一次进步。但究其立法技术运用和入罪标准考察方面，将它们看作是盗窃罪的加重情节更为合理，不仅有完备的情节加重犯理论作为基础，适当升格法定刑，做到罪责相一致；而且在探讨盗窃罪既遂未遂的问题上存在着重要的价值。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确立于现代社会，为我国刑法的修改提供了新动力，它的落实要求在刑法的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从人性、人道和人权多个方面体现了人文精神，立法者和司法者应通过对其内容的研究，促使刑法同人文精神更好地结合，使得我国刑法更趋合理和文明。     

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文章在罪名、客观行为方面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等问题上作了分析,以期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这一条款。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危险驾驶案件实证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设计较为简单,目前尚无可操作性的法律解释,实践中各地把握标准不一,执法差异明显,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本文对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理的危险驾驶案件进行了实证调研,就进一步完善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提出了积极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