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媒体角色与司法--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现实分析

司法公正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感司法应当具备的素质,同时也是近年来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甚至执政党力推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为实现司法公正,人们在寄期望于司法制度改革的同时,还试图从外部寻求一些方案,其中就包括探讨理顺司法与媒体关系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着理性互动的可能性。     

自媒体时代下服务型司法的反思

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能动司法”理念以来,全国司法系统中掀起了以“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主题,开展创新服务型司法工作的热潮.面对“人人是媒体,个个是记者”的自媒体时代,司法机关在服务型司法理念的指导下陆续开通“司法微博”作为其又一司法服务创新项目.然而自司法微博开通以来,微博内容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呈现出偏离服务型司法主题的现象,为使司法机构在网络媒体中找准自身角色并且更加高效地开展司法工作,对自媒体时代下服务型司法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论媒体介入与司法公信力之平衡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工作成果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缺失形态,平衡媒体介入公司法公信力,应当以坚持司法体制改革为主,加强约束媒体介入的行为为辅,创立新模式,寻找新途径,使媒体与司法形成合力,从而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     

司法微博的价值分析与完善

微博,自从登录网络以来,不仅成为普通网民社交、娱乐的首推工具,更因为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吸引了各级党政机关加入其中,＂微博问政＂成为近年社会管理创新的最大亮点。各地司法机关也在不同程度地尝试以微博推动司法工作,并在运作过程中积蓄了不少人气,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总体的运营效果仍是乏善可陈。本文立足于司法微博的运营现状,通过各项数据分析,指出司法微博运行过程中的问题,阐释司法微博应当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并提出司法微博的完善路径。     

司法不作为现象及司法管理对策初探

司法不作为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或宪政原则,拒不、怠于或迟延履行法定司法职责的现象,是“司法渎职的灭迹者、公民权利的活埋者”,严重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妨害司法正义及社会和谐的实现。司法不作为可表现为种种形式。其主要成因是司法制度缺陷、地方保护主义、司法程序漏洞、司法官员素质低下等等。应通过完善司法制度、强化国家赔偿、提高司法官员素质、完善司法程序、加强司法的社会监督等司法管理手段,对司法不作为行为进行预防、救济和制裁,以提高我国司法运行质量。     

媒体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

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分为两步：一是新闻媒体通过报道或是对案件的评价让公众了解案件的前因后果;二是公众依据所收到的报道对这类事件产生看法和意见。在这两个阶段中,媒体不仅扮演着媒介的角色,也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在媒体的＂引导＂下,公众的情绪就构成社会舆论,它会直接影响执法者对案件的审判,从而影响司法独立。     

司法能动主义与社会管理创新结合之维

司法能动主义要求我们在司法的过程中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发挥司法机关的主观能动性,而在发挥司法机关能动性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将司法能动主义的理论与社会的管理创新的实践联系起来,在动态中把握能动司法与社会管理创新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信力提升的良性互动

国家法治建设、司法公正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媒体监督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通过透析当前媒体聚焦的热点案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信力提升积极、消极影响并存。媒体监督与司法公信力冲突本质上有正义法律观和朴素道德观的冲突等深层次原因,为协调二者关系,应从立法、司法、执法、公民参与等多途径予以解决。     

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司法保护与媒体监督

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日益受到重视,但侵犯未成年人特别是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问题却难以有效遏制。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在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司法保护及媒体监督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国外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论媒体监督刑事司法的范围——从许霆案和李庄案说起

媒体对个案的报道能够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又能够监督司法,防止司法腐败,媒体有监督司法的权力,但媒体监督司法的权力要有限制,媒体监督刑事司法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社会管理创新与软性司法之治——以检察权为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应当体现为司法方式的转变,而功利主义的引入又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在司法的空间内衍生出软性司法,软性司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和谐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价值具有一致性,软性司法在补缺硬性司法漏洞、民意聚拢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之成为与硬性司法并行不悖的司法手段。     

论司法行政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司法行政权的剖析为切入点

司法行政权是一项行政管理权,包含着培育社会自治、促进公民民主与法治等内容。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价值追求,而且司法行政权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前,司法行政机关加强与创新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需求迅速增长与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为此,必须重点处理好几种关系：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关系;＂惩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公权执行与社会力量参与之间的关系;法制宣传与依法治理之间的关系。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的两项重要准则。它们在各自发挥作用的同时，似乎又不自觉得“侵入”了彼此的领地，使得传媒和司法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表面上的“张力状态”。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我们要抛弃那种通过实质性地限制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权利以解决彼此冲突的思想，而应当在了解各自基本属性的基础上，理顺两者的界限，使“张力状态”变得“张弛有度”。     

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的审视与构建——基于上海法院司法建议信息库的实证分析

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创新举措,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制度运行已经部分异化,需要进行机制改良。宏观上,从能动为民理念树立、依法适度制衡、合作回馈机制建立等方面进行构建;微观上,从规制制作主体、扩大发布范围、遵守审判秘密、规范行文细节等方面进行完善。     

困境与出路:司法与媒体之关系

面对司法与媒体的复杂关系,寻求两者之间的互相理解,通过建立长久的沟通联系机制,形成司法规制媒体报道与媒体监督司法行为的良性互动关系。司法与媒体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让媒体有规制地介入司法,有助于促进司法行为的透明化和公开化,防止司法腐败。与此同时,司法规制行为的明晰,也有助于媒体正确行使新闻权利,保障媒体新闻监督正常进行。     

转型时期司法吸纳公民参与的价值及其改进

以河南、陕西法院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法院为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创新司法审判模式,吸纳公民参与司法,接连引发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种种争议。司法职业化是实现司法独立的有效保障,理所当然是司法审判模式创新的主导方向。但司法职业化固有的一些弊端对司法改革进程的阻碍也不容忽视,公民对司法审判的有序参与则正好可以起到弥补作用。因此,实现公民参与与司法职业化的辩证统一,应当成为中国司法审判模式创新乃至整个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有效路径选择。     

社会转型视域下的“舆论参与司法”机理研究

舆论参与司法是转型中国一种突出的司法景观,究其深层次机理,实为当下中国社会回应转型的一种独特形式,亦是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渠道,可谓政治参与和司法民主的结合。其实施路径是通过对司法个案的参与,达到参与政治社会制度层面的结果。这一景观的产生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国情紧密相关。它以公平、正义为主题,以常识、价值取向和法律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商谈性的公共领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前社会转型期政治参与的困境,对于建设法治中国及公民社会有重要意义。当然,其错位与越界的负面影响也应给予足够重视和有效防范。     

司法权威的社会结构分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变迁的核心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威是在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所以,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对权威产生影响。在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社会中,权威主体必须对其权威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做出调整,在权威需求者对权威服从的最大化和对权威的抗拒最小化之间寻求平衡。否则,其权威必将受到损害,并最终丧失权威。     

宪法司法化：审理部分媒体侵权诉讼的新思路

我国实现宪法司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实中，强大的媒体侵害处于劣势的公民的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的情况屡屡出现。由于我国普通法律中对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的规定不完善，有必要针对媒体侵害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的诉讼实行宪法司法化，即援引宪法相关条款，结合普通法律的规定来审理这类案件。     

司法中的利益衡量——一个博弈论的分析

利益衡量作为法律方法的一种黄金方法,在个案衡平中经常运用它,但是对于它发挥作用的机制长期以来只是进行形而上的研究,没有走向形而下,这样就制约了该方法作用的发挥。从经济分析的视角,法官通过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进行博弈分析,可以直观的显示法官利益衡量的方法与步骤,同时也体现出司法中进行利益衡量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