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之刍议

如何兼顾公正与效益 ,乃现代刑事司法理论重点之关注 ,国外司法实践表明 ,“辩诉交易”实为求得二者平衡之最佳选择。在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国 ,建立辩诉交易制度 ,对提高诉讼效率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促进司法观念的革新意义重大。然而 ,辩诉交易利弊共存 ,当限制适用。因此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辩诉交易模式 ,应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由之路     

辩诉交易公正价值之重新审视

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具有相对性和多元性。辩诉交易构建于控辩对等的诉讼模式之上,众多相关制度确保了其客观与公正。同时,辩诉交易凸显了诉讼民主、体现了解纷中的效率价值、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均衡、确保了公正的最大化,内含着巨大的公正价值,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的司法制度,构建中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当无理念上之障碍。     

我国适用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辩诉交易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从辩诉交易价值取向和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来分析,我国有必要而且完全可以借鉴适用辩诉交易制度.辩诉交易制度是我国刑罚的社会功能和刑罚观念发生转变的必然选择,是解决我国刑事诉讼现实问题的必然要求,我们应在寻求公正和效率平衡点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     

我国移植辩诉交易的探析

本文指出通过对辩诉交易的价值分析和可行性分析,以及从大陆法系国家成功移植辩诉交易得到的启示,可以看出辩诉交易制度有利于我国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实现,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能够有效的节约司法资源,是我国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我国具有移植辩诉交易的土壤。     

论辩诉交易制度的生命基础

以辩诉交易为代表的控辩合作纠纷解决机制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刑事案件处理的一种新型模式,越来越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司法效益观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之本体因素,契约观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之基础因素,实用主义思想观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之动力因素,抗辩式诉讼结构是辩诉交易制度之支持因素,沉默权与证据开示是辩诉交易制度之促生因素,发达的辩护制度是辩诉交易之保障因素.     

论辩诉交易制度及其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借鉴

辩诉交易是国外的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制度，它在刑事犯罪案件不断飙升的背景下产生，在提高结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辩诉交易制度作为彰显刑事诉讼效率价值的制度设置，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但是这一制度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增加了诉讼风险，使得追求公正有所折扣。如何平衡效率与公正的问题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要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得不面对我国的司法体制与国外司法体制存在根本不同这一问题。     

论我国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与辩诉交易艺差异

辩诉交易程序和我国作为简易程序之补充的认罪审理程序,都是当今世界各国为解决司法资源的有限性而做出的刑事程序繁简分流的结果,也是解决诉讼公正与效率之间价值冲突所采取的措施,但它们之间却依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本文就此展开了简要的分析.     

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可行性分析

辩诉交易是从美国发展起来并被国外广泛适用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制度,对全世界的刑法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未涉及辩诉交易,但我国的一些刑法制度和刑事政策中,明显存在着辩诉交易的痕迹.辩诉交易对于实现刑事案件审判中公正与效率并存的诉讼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对辩诉交易在中国的实践进行初步分...     

关于推行辩诉协商的思考

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辩诉协商可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保障被告人权利,取得刑罚的最佳效果。所以,应规范内容,完善程序,全面推进辩诉协商。     

关于推行辩诉协商的思考

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辩诉协商可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保障被告人权利，取得刑罚的最佳效果。所以，应规范内容，完善程序，全面推进辩诉协商。     

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的困境与突破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由公检法机关主导,当事人仅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这种鉴定权配置方式导致刑事司法公正性不足、效率低下以及权威性缺失的困境。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格格不入。借鉴域外经验,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应以公正高效权威为目标,赋予辩方司法鉴定启动权、保留侦控机关自行启动鉴定权、限制法官的鉴定启动权以及建立鉴定处分的司法审查制度,逐步形成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方式。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     

刑法司法公信力:从基础到进退

与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众认同之间的关系相对应,刑法司法公信力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也互为表里,且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基础。刑法司法公信力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之间的关系有着心理学基础和规范有效性基础,并蕴藏着有效控制犯罪以达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最终法治效果。如果想确保并提升刑法司法公信力,则必须致力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包括刑法解释公众认同、司法定罪公众认同和司法量刑公众认同。刑法司法解释公众认同、司法定罪公众认同和司法量刑公众认同先后构成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环节性基础,从而确保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环节性实现。刑法司法公信力以价值衡量为进,以法治底线为退。     

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

科学技术本身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价值属性。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的积极价值,但是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和案件事实的准确查明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为了在刑事诉讼中实现科学技术价值的最大化,有必要从研究方法的转型、观念的转变和制度的完善三个方面努力。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理论上存有重大缺陷。立法上的弊端必将随着司法实践的增多而凸显。更为重要的是 ,其规定导致了刑法体系的不协调 ,破坏了刑法公正与功利合理的平衡关系 ,并将造成诉讼程序上的诸多困难。因此 ,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同时 ,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拒不申报财产罪无疑是可行之策。     

论诉讼程序的转换——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认罪答辩程序和普通程序基本对应了由轻到重的案件,而且各种程序都有其在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重大价值和意义.然而各刑事程序的转换是单向的、有限的,这既不能体现司法实际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公正和效率.以刑事诉权理论为基石,立足于刑事程序的多样性,要求在不同的程序之间进行适当的转换,对于连接三种程序,保证三者的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确保公正与效率,亦需在转换后的审理方式、审判组织、审限等方面进行明确.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与功能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可以从法益与实定法的关系、讨论法益问题的领域两个角度来分析。在不同领域内讨论的法益,有不同的概念选择,发挥不同的功能。犯罪立法概念中的法益只能是宪法性法益,其功能在于为刑事立法者提供适当的刑事政策标准。犯罪司法概念中的法益,在入罪判断时只能是后刑法法益,可以指导解释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在出罪判断时只能是宪法性法益,通过法益价值的衡量,对符合行为构成的行为进行正当化处理。     

论诉讼经济原则的司法实现——一种控辩协商合意的制度立场

在效率理论呼应下,诉讼经济原则成为研究程序经济性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为此,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应该在达成诉讼目的的前提下,强调迅速裁判,讲究程序简化和避免程序浪费或程序重复。诉讼经济原则要求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与运行体现成本控制和协商合意的理念与机制,以此作为考量,辩诉交易、和解不起诉、污点证人豁免的制度确立和简易程序的完善将是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