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根源之再认识——人性恶抑或制度恶

在由来已久的犯罪根源讨论中,形成了人性恶与制度恶两大分野。从犯罪之恶推演人性之恶,将人性恶作为犯罪根源存在方向性的错误,很容易将犯罪预防引入歧途。同时,将人性恶视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种先验性的论断一方面强调人性恶的本源性,另一方面又认可制度可以控制人性之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无论是由社会下层人员实施的传统犯罪与新型的仇恨社会犯罪,还是由社会管理层实施的白领犯罪主要都表明制度之恶才是犯罪的真正根源。现实犯罪的存在样态、规模乃至发展趋势,最终都可以归因于相关制度设计与运行的缺陷。同时,确认制度之恶是犯罪之源,不仅仅是尊重基本人性的必然要求,更是有效预防犯罪的根本所在,唯有不断夯实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良性制度基础,作为社会现象的犯罪才能从根本上减少。     

对军队刑事侦查制度发展与完善的理性认识

面向新世纪,着眼于我军刑事侦查制度改革的需要,有必要对军队刑事侦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进行更为深入的认识一、科学把握军队刑事侦查本质,尊重侦查活动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推动军队刑事侦查制度发展与完善的首要前提;二、注重研究军队刑事侦查制度发展的实效性,探寻侦查资源的有效组织与管理是军队刑事侦查制度发展与完善的核心;三、充分认识军队刑事侦查制度的动态发展过程,在不断地扬弃中求发展是军队刑事侦查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基本动因.     

技术侦查中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研究

技术侦查中国家权力的运用可能与被追诉人隐私权产生尖锐冲突。由于隐私权在规范和事实上都已经上升为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如何在技术侦查中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追诉人隐私权给予适当保护,就成为法治国家技术侦查制度设计应注意的问题之一。为此,现代法治国家以程序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监督原则及权利救济原则为核心建构起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基本框架。我国现行技术侦查制度不论是宏观基本框架还是微观具体程序都难以有效保障被追诉人隐私权。所以,必须通过观念转变和制度改革予以完善。     

论"从人到案"侦查模式

“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是刑事侦查工作最基本的模式,但当前这两者发展不平衡,对推行“从人到案”侦查模式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强化“从人到案”侦查模式具有必然性,必须加强和规范刑事情报信息工作;组建和壮大情报信息专业分析工作队伍,建立和完善有效线索工作机制和专案侦查机制。     

当前相貌侦查技术员的认识误区

如今,采用模拟画像和颅骨面貌复原等方法进行相貌侦查的技术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由于一些相貌侦查技术员知识结构单一、经验不足,造成对这项技术的科学结构的认识上存在以下误区:一是过分崇拜电脑模拟组合画像的逼真性,忽视手工模拟画像的实用性;二是盲目使用素描画像复原或电脑平面组合复原技术。因而,相貌侦查技术员除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外,还必须在技术上有高度的科学性。     

中英侦查制度比较研究——从侦查组织制度、程序制度、人事制度角度浅析

中英两国作为世界东西方两大主要的国家在国际刑事侦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然而两个国家在侦查组织制度、程序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两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历史以及民族习惯等因素造成的。对中英两国的侦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借鉴英国的先进经验,为我国侦查事业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资料。     

印军刑事侦查制度评介

印军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通常由各级军事指挥官和调查法庭、侦查法庭组织侦查;侦查法律依据多样化、侦查主体非专门化、属人为主的侦查管辖是印军刑事侦查制度的主要特点;初步调查、调查法庭调查和证据一览制度构成侦查的基本程序;询问证人、嫌疑人,拘捕和羁押是侦查的主要措施。印军刑事侦查制度是英国法的产儿,虽然包含了保护人权等现代法律思想,但立法与现实的差距突出。     

论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异位——以侦查阶段的制度缺失为主线

专家辅助人制度应能有效改善我国司法鉴定活动现状,但须切实赋予专家辅助人参与和监督鉴定活动的能力。现行立法下,专家辅助人申请阶段局限于审判阶段,而鉴定活动往往集中在侦查阶段,如此造成专家辅助人无法参与和监督司法鉴定活动的矛盾,极不利于专家辅助人制度效果的发挥。要彻底解决我国"自侦自鉴"模式下带来的鉴定意见不公开、不公正情况的问题,应当从鉴定的源头抓起,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委托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以达到改善侦查阶段的鉴定活动问题的目的。     

人性预设视域下宪政的内核与外延

人性善恶的论说，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双重抽象预设观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人性在宪政制度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人性阴暗面的正视与分析，阐述了现代社会人性之复杂性与宪政制度的相互关系。     

军队刑事侦查制度若干理论问题

军队刑事侦查制度是指由国家法律和有关军事法规规定的,军队刑事侦查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活动原则及具体工作规则等方面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刑事侦查制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也是刑事侦查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根据刑事侦查制度结构划分理论,军队刑事侦查制度应由立案制度、侦查工作制度、侦查组织制度和侦查立法制度构成.与国家侦查制度相比,军队刑事侦查制度具有四个特征即侦查权的双重性、管辖原则的特殊性、战时侦查程序的特殊性和有关强制措施的特殊性.     

关于“侦查技术”概念的理论反思

目前,人们对“侦查技术”概念的使用,认识上仍有偏差,存在模糊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以及割裂“侦查技术”研究视域的危险。消除偏差,用正确的“技术视角”研究“侦查”,不但可引导人们用技术的眼光来看待“侦查”的产生、发展及其社会伦理和法治等问题,还能将人们对技术的热情与理性态度引入“侦查”研究之中。     

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过程容易侵犯到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基本权利,西方国家都注重通过立法加强对侦查行为的制约与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使得对侦查行为的制约力度大打折扣。因此,基于规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和人权保障的需要,必须重塑我国的侦查制约机制。     

反思与重构：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反侦查行为归责机制——以期待可能性为构建基础

反侦查行为的产生是人性使然。反侦查的归责机制可以分为并罚的反侦查、不可罚的反侦查以及从重处罚的反侦查。从重处罚的反侦查行为依据何在？是刑法直接规定还是由刑事政策所引导？若是刑法规定则应遵守刑法的规定,若是刑事政策所引导,那么其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性则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对反侦查归责机制的探讨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如何完善整个刑事法治。从此着眼,需要建立＂国家.社会.人性＂三位一体的刑事政策模式,实现整个刑事法治的人性化引导。     

论映射与反演模式下的现代侦查

计算机取证实质是一个反演的过程,而映射的内容充当了这一反演过程的前提。映射与反演的模式系统不仅能很好地诠释计算机取证技术的运行机理,而且可以从该模式中获得新思维以更新侦查理论,这也是实现技术与侦查结合的必要途径之一。映射与反演模式下的现代侦查,不但能够从容地应对各种不同的侦查情况,而且能在保证刑事诉讼正当程序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侦查活动的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效能。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规制国家的侦查行为,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确保刑事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应确定我国非法证据认定制度的排除范围,构建非法证据独立排除程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机制。     

论讯问在刑事侦查中的价值再定位

传统的讯问是刑事侦查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手段,它提供了大量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信息,是我们破获案件、查清犯罪事实的重要依据。但随着刑事侦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一些高科技仪器的运用,加之国际上对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呼声的高涨、无罪推定价值观念的影响及沉默权、律师帮助权等配套制度的引进,给讯问的传统价值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现代刑事侦查中,讯问程序应是犯罪嫌疑人充分进行辩解以及与侦查机关进行理性和平等对抗的程序;应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制宣传和帮教转化的程序。     

侦查工作引入沉默权制度的分析研究

我国目前立法中还没有沉默权制度,引入沉默权制度是大势所趋。建立沉默权制度有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需要,也是树立公众对刑事程序的信心,维持刑事程序正常运作的现实需要。在此情形下,我国侦查工作应有的应对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试论我国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刑事司法保障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机制,在刑事司法领域,从国家追究犯罪的效果这个角度来看,侦查程序可以看作是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础。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刑事被追诉者的各种权利保障在侦查阶段是最薄弱的,所以侦查程序也可以看作是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关键。而我国的侦查程序尚未完善,还存在许多不利于人权保障的问题,因此,加强司法监控,完善侦查监督机制,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参与范围和参与权,强化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明确其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诉讼地位,切实深入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将侦查法制化,从而实现刑事司法领域人权的有效保障。     

论犯罪地理画像在系列案件侦查中的作用

犯罪地理画像是一种通过对系列案件犯罪地点的分析,来推测犯罪人最有可能的居住地或再次作案地的辅助系列案件侦破的刑事科学技术手段。通过在系列案件侦查中运用犯罪地理画像,不仅有利于帮助侦查人员及时、准确地划定侦查范围,从而节约侦查成本、提高侦查效益,而且有利于安民心、树警威、保稳定。     

对检察环节适用刑事和解的思考——以富阳市人民检察院办案实践为视角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均在探索完善刑事和解程序的机制.富阳市人民检察院在办案实践中遇到多方面的现实性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对刑事和解的性质认识不深、操作程序繁琐、缺乏联动机制等.应该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构建公、检、法、司联动机制,探索多元化的和解方式,切实增强和解协议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