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

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警察权中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行政管理权，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警察自由裁量权有许多积极方面的贡献和价值，但在警察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滥用、乱用和私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此，在保证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如何对其进行必要的控制便显得尤为重要。应针对目前我国警察自由裁量权使用的现状以及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规范建议，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范要求，以期使警察自由裁量权在法制规范的前提下，发挥更好的作用，     

试论严格执法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严格执法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当前,制约严格执法的因素主要是腐败现象、人的自私因素、政府权力的干预、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和规则不清。要预防和减少执法不严的现象,需要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监督等多种手段来统一调控。     

论离婚案件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适用离婚标准处理离婚案件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如果对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不当,不仅不能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然也会引起一些新的问题,本文从具体情况出发,对我国法官在离婚标准适用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做了一些探讨,以期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英国起诉自由裁量权之借鉴

英国的检察官可以以公共利益的标准,对案件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这是英国检察官在起诉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最为主要的表现。与国外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相比,我国检察机关的起诉自由裁量权存在诸多的缺陷,对检察机关的起诉与不起诉有诸多不合理限制。应当借鉴国外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成份,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起诉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的完善。     

浅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

本文旨在通过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含义的界定，分析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对其司法控制的必要性。在对国外模式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适合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控制模式。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界域新论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得当与否和公民基本人权能否得到恰如其分的保护唇辅相连,厘定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内涵、夯实其现实基础、探寻其价值理念及划定其运作的合理边界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命题。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之宗旨是实现司法正义,即在具体个案中彰显常识、常理、常情,其具体理路为刑法适用解释、刑事判决说理公开制度及人民陪审制。     

自由裁量权论纲

学界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直存有争论。鉴于法律本身的先天性缺陷,自由裁量权所具有的协调、弥补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功能便必不可少,但由此而带来的滥用情形也对民众的权利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应当从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外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这种努力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已经呈现出新的趋势。     

论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

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构建对我国完善的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将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相结合,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已成为世界检察改革的趋势。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但在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尚未获得普遍的理性认识。文章就如何加强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追求法的公平、程序正义价值,体现诉讼经济原则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完善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构想。     

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控制探微

现代社会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了效率的要求和实现个案的正义,必须对之进行规范,其中司法控制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本文从对国外司法控制模式的研究出发,结合我国的现状,探寻适合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途径。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成文法在规范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方面 ,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司法自由裁量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对此予以克服。当然 ,只有合理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 ,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合理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应当考虑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公正与效率兼顾的原则、裁判事实的性质、以及当事人提供证据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论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重构

现行民事再审制度在具体设计方面存在着诸多弊端,从立法宗旨,到再审发动主体、再审程序,都值得反思。重构民事再审制度,应当考虑终局裁判的司法权威,又保证错误裁判的可救济性,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安定,公权力慎重介入和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在此基础上,对民事再审制度和程序进行健全和完善。     

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互动的个案研究

司法活动与社会舆论存在互动。本文采取个案研究法,运用系统论原理,对这一社会过程的内在机制进行描述分析,得出我国司法运作系统的一般模型——金字塔模型。转型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框架与变革中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矛盾,所以应当追求一种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的司法正义,即协商型正义。社会舆论与司法之间的互动是良性的,促使司法向着更完善地保护人民权利的方向缓慢演进,同时推动着法律规则本身发生变革,并由此促进协商型司法正义的实现。     

暂缓起诉制度研究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暂缓起诉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化解矛盾无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暂缓起诉制度也存在着不足和缺陷。如何发挥其优势、克服其不足,是未来我国在实施暂缓起诉制度时需慎重解决的问题。     

宪法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之研究

权力固有属性的差异是区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基本依据。国家权力之间的错位是目前我国司法体制的主要问题与症结所在,也是导致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主要根源。理性认识司法权的内在属性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理论原点。从制度上切断司法与行政和地方的脐带,是司法真正树立起自身权威和公信力的前提。一场真正的司法改革必须从宪政体制的角度进行统筹分析与考量,每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也都应当与宪政和法治建设的总目标相一致。     

代位权行使范围及效果归属比较研究

与传统民法理论相比,我国代位权行使范围及效果归属作出了变通规定。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研究,认为我国的变通规定与代位权制度的设立目的、逻辑体系甚至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均有不符。因此,在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应采纳传统民法的代位权制度。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之主体性

当事人的主体性是民事诉讼本质的要求,也是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公正裁判的保证.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缺少主体性,导致当事人权利的虚化,并且影响判决的权威性.因此,在理论上要提高当事人的权利意识和诉讼主体意识,形成便利当事人接近司法的理念,重视合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在制度设置上,要科学设定起诉条件,构建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审前程序,排除当事人接近司法的各种障碍.     

盗窃罪“定性加定量”罪名立法模式的否定与反思

我国盗窃罪实行的"定性加定量"的罪名立法模式违背盗窃罪典型行为犯的认知和无罪推定原则,以盗窃数额、盗窃次数乃至盗窃方式(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作为能否进入刑罚调整的标准,实践中还可能把定罪提前到公安机关的立案程序中,也不符合裁判消极的特征,在现实中容易纵容"小恶",违背社会正义的要求,因此,应该明确刑罚权的界限,恢复盗窃罪行为犯之定位,采用单纯"定性"罪名立法模式。     

控制职务犯罪的组织战略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控制职务犯罪的组织战略出现由倚重惩治到全面控制贪污贿赂犯罪、由单纯控制犯罪到维护公平和正义、由单纯控制犯罪到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三个发展方向.当前中国检察机关在这三个方面尚有不足,基于此,中国检察机关控制职务犯罪要立足于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均衡化,全面维护公平和正义,并且以服务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己任.     

超越普遍主义范式

对于普遍主义认知范式的超越是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必需。超越普遍主义要从超越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和超越普适价值两个方面着眼。对普适价值的超越要全面分析自由、正义、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的普适性问题。     

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收入公平实现的路径选择——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角度分析

实现社会公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从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来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大力发展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途径来实现收入公平,从而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