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原则与论证

法律论证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进行论证"。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作为不同的法律规范,决定了法律论证具有不同的模式。法律规则是法律论证的直接理由;法律原则是对法律规则的说明和证立,可以作为法律论证的间接理由。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的划分不过是原则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法律论证必然包含原则论证,规则论证以原则论证为基础。     

法律推理规则与价值判断依据的基础性构建

“同案不同判”的出现反映出了当前司法改革工作当中司法实务人员法律思维模式僵化、裁判文书欠缺说理性等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法律推理规则和法官价值判断依据的应用混乱、基础性构建不完善所致.为推动司法改革、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正视法律说理不完善、逻辑规则应用混乱,通过制度约束达成价值判断依据与道德衡量的再平衡.     

论公安行政量罚规则

量罚规则的运用是与实体公正最具密切联系的程序问题。以往对公安行政量罚规则运用的忽视有法律缺陷不便操作的原因,《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为量罚规则的运用提供了可行性。公安行政量罚是公安机关实施公安(治安)行政管理处罚的最基本环节之一,正确运用量罚规则对保证实体公正有重要的意义。《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比较,取消了“免予处罚”罚则,确认了对单位“两罚”罚则,使“从轻、减轻、从重”规则的运用具有了可操作性。     

WTO规则异化及规则利得均衡分析

跟踪WTO规则,会发现存在一种与WTO宗旨和多边贸易自由立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即规则异化趋势。这种规则异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已经对WTO及其成员的发展造成伤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WTO现行的平衡机制进行改造,使其公平化和公正化,以便把规则异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和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尽快实现规则利得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成员对规则异化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影响抵制规则异化的合力的形成。     

论集体行动中的价值、规则与规范

人类社会是通过集体行动诠释社会生活的内容的,但集体行动必须有秩序,并需要去获得行动的一致性。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在如何获得集体行动的一致性方面,展开了持续的探讨和争论。在此问题上,往往锁定了价值、规则和规范三个要素。应当承认,价值、规则与规范是无法完全割裂开来去加以认识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和相互包含的关系。但是,在行动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以价值或规则或规范为引导的问题。在工业社会,对集体行动一致性的追求最终指向了对道德本源的形而上探讨,从而形成了昂格尔所说的在欲望的道德与理性的道德之间进行选择的二难困境。然而,在现实的社会运行中,随着官僚制组织的出现,理性的道德战胜了欲望的道德,表现为用规则去整合集体行动,其结果却压制了人性,造就了非人格化的机械系统。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构想了一种既能包容人的个性又能共同承担任务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将告别对规则的依赖,而是在规范的引导下开展行动。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与再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价值目标的博弈与衡平的结果。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法典,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司法实践中并不能严格执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处于虚置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或许能够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保障人权,推动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进程。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刑事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刑事非法证据能否进入我国诉讼程序并最终据此定案，取决于我国确立怎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正确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处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法律传统与现实需要、公正与效率、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等五个方面的关系。     

承认规则下法律体系的自治性和开放性

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是客观描述法律现象的必然结果,划清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又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于以建构描述性法理学为己任的哈特来说,正确处理好上述两组关系是其理论体系成败的关键。借助承认规则的概念,哈特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法律体系的自治性与开放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的立足点。     

WTO规则与国际法

WTO规则与国际法的关系 ,WTO规则与国内法的关系 ,都是我们亟待研究的问题。WTO规则是国际法一般规则的一部分。WTO规则与国内法的关系亦即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家有保证其政府、宪法和法律能够履行其国际法义务之责任。     

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

由于按照一般原则分配证明责任具有形式性,无法保证具体个案中的公正,大陆法系国家创设了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来弥补其不足,即在某些具体案件中就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双方当事人间重新分配。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和它是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包括两种:法律推定和证明责任倒置。     

合同法减损规则及损益相抵规则的效率分析

减损规则和损益相抵规则是合同法克服违约赔偿效率损失和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制度安排。他们使双方当事人成本内化和联合预防成本最小化,实现了违约救济的经济目标和合同剩余的最大化。这两个规则的结合实现了对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激励,使当事人的事前及事后行为更符合经济效率原则,体现了合同法对当事人行为的正确激励,体现了法律与经济学在根本上的一致性。     

树立规则意识 提高公民素质

"规则意识"是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则的良好态度和自觉按章办事的行为习惯,是公民意识中最基本的要素,也是建构现代社会秩序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公民的规则意识还很薄弱。这需要我们破除落后的文化传统的羁绊,充分利用道德和法律两种基本手段,树立规则意识,提高公民素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论民间规则的效力

在传统观念看来,只有国家制定法才具有法律效力,而民间规则充其量只是软法不具有强制力。然而如果我们把法律分为专制型法与民主型法,则不难看到民间规则属于民主型法,与专制型法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民间规则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它的自愿选择或达成共识,具体而言,民间规则具有效力的原因共有五种。因此民间规则同样具有对象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民间规则的实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内心强制,其二是外部强制。     

产权规则、责任规则及农地征用规则的选择

对于法律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即它仅仅是市场中影响交易的众多制度之一,我们要将市场的观念引入法律的领域,用效率的视角来考察法律,以期合理利用法律促进社会总体福利。在这方面,美国的许多学者在规则选择和适用领域做了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本文的目的就是对相关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并且以此为基础考察一下我国农地征用领域适用的规则问题。     

现代海战目标识别与打击法律规则运用探析

海战目标识别与打击法律规则是海战方在对海战目标识别与打击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原则、规则和惯例的总称。现代海战中,海战攻击方运用海战目标识别与打击法律规则,应“严守”对享受攻击豁免权目标的识别与打击规则,“敢用”对海战军事目标的识别与打击规则,“慎守”战场欺骗行为识别与打击规则,“活用”海战目标打击手段法律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诉工作中的运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进行价值选择的问题。在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对其司法实践的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     

世贸组织例外规则的法律经济分析

WTO协议是由若干一般原则和众多的例外规则所组成的庞大法律体系,而例外规则的产生则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相互斗争与协调的产物。它充分体现了WTO法律规则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深入研讨和善于运用这些例外规则对于入世不久的我国来讲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探讨的现实问题。文章首先阐述了WTO例外规则的产生;然后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分别分析了WTO例外规则得以存在的客观政治、经济与法律基础;文章的最后还剖析了WTO例外规则的若干法律特点。     

法律意识形态多元处置与法律的正当性——从规则与原则之间区别的视角

法律中包含着相互冲突,乃至对立的道德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在意识形态上是多元的。处理意识形态多元主义的方式不同,其在协调法律可预期性与法律可接受性之间平衡的结果上也各不相同,而这种平衡结果对于法律体系的正当性是至关重要的。规则的使用使得法律具有可预期性,但是有可能会破坏法律的可接受性;原则的使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但是它又使得法律具有较少的可预期性。一般而言,在所有促成法律正当性方法中,使法律在意识形态上同质单一化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     

乡村精英与规则变迁

乡村治理模式与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形成,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个结构性因素:乡村精英与规则。一方面,乡村精英根据地方的需要选择适用不同层面的规则,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对多元规则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规则凭借自身的公共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约束和规范乡村精英的行为,并最终保证乡土社会和谐的生活方式。     

法律规则的强制与温情

传统守法观念只强调守法的客观条件,而没有看到守法的主观条件和与此相关的客观条件的改善。守法的主观条件就是如何提高人们的守法意识、守法观念,从而增强对法律规则的尊重和遵守,并最终形成人们对法律规则的信仰和倚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从确立法律规则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