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

宽容思想发源于宗教,《圣经》、《古兰经》、儒教和佛教的学说都包含有内在深刻的宽容思想。宗教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主要开始于17世纪洛克和培尔等学者的倡导,最终在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但是,这一进程在伊斯兰国家和中国却长期未能得以顺利实现,宽容的实践仍然主要停留在宗教的层面。这是导致我国、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在政治、法律等领域出现本质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宗教宽容在我国和伊斯兰国家仍然需要世俗化的主要理由。     

有限的宪法典与宽容的宪政制度——以“全球化”为概念性工具的分析

“有限的宪法典与宽容的宪政制度”所隐含的核心观念是宪法学的研究应该更关注制度的建构,只有宽容的制度才能为宪法典的发展提供必需的空间,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宪法的精神和原则。本文以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和权利类型的变化,以及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世界性发展和当今中国权利保障的宪法外的发展为例,说明了宽容的宪政制度的重要性。宽容的宪政制度从抽象的文化视角上看,是指这一制度能够客观地看待、反映和容纳文化进化过程中文化冲突的普遍性,能够提供一种公共的政治空间,每一个个体不管文化观点如何,都能够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寻求保护自己权利的方式。从具体的制度运行的机制的视角上看,则应该包括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     

宽容精神源于同理心和悲悯

宽容是一种美德。但当宽容精神与正义原则相遇，在两者之间如何排序，却成为需要我们仔细考虑的问题。只有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正义原则才能真正实现，而宽容精神也才不会沦为那种不分是非的乡愿。     

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杨登峰

如何处理依法定程序行政与行政效率之间的矛盾是行政法经常面对的难题。在处理程序违法但实体内容正确的行政行为时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而补正则是协调这两项原则之冲突的一项折中方案。对单纯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并加以灵活处理是国外行政法的总体趋势，只是宽容程度和处理方式有所不同。权衡我国相关因素并比之于其他国家，借鉴德国经验、确立补正制度是必要的，但在设定补正要件和期限时，应比德国更为严格，且应协调好补正与处理程序违法的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     

论人格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市民社会,人格权冲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人格权冲突就是人格利益冲突,也是价值冲突。对人格权冲突的协调应遵循权利绝对性原则与权利相对化原则、权利位阶原则、利益最大化原则和适当限制原则。     

平等权原则与宽容——以平等和自由的关系为向度

平等和自由之间是存在张力的,且经常表现为一种矛盾关系。国家强制平等往往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实现,而这种制度如果不能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保持某种适度平衡,就会导致来自国家或社会的歧视与缺乏宽容。就平等权原则在世界各国宪法上的规定及其实践而言,虽然不同国家的宪政制度和法治文化传统不同,但都体现了宽容的内在性要求,一如美国的"平等保护原则"和德国的"法律上的平等与禁止恣意原则"。鉴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立法归类"可能造成的歧视和不宽容,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纯理解为平等权或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原则,都是不甚妥当的,它仍然有进一步诠释的余地。在更为根本的宪法原则层面,宽容理念要求确立社会法治国原则,以对传统法治国原则进行修正,以进一步调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     

刑事正义的宣谕——宽容

在国家刑事立法和司法权的运作过程中,人们往往重视正义性和合法性的要求。但是,除此之外,还应满足一定的道德约束,宽容则是道德约束的重要内容。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时代内涵中,鉴于对严打政策的修正,宽容正在或理应成为主要的取向。中国古代在忠恕思想的指引下,刑法的适用往往具有宽和与容恕的色彩,尤其是在法律伦理化之后,宽容的理念逐渐起步,并为权力所认可,进而成为权力行使者心中的道德律。在西方,宽容主要体现为宗教和法律的宽容,并成为西方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虽然我国刑事政策的宽容要求实际上是中国古代自有观念的重拾,但西方刑事宽容的实践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在刑法的“合法性”要素缺损的时候,再一味追求法律规范的法定性,实质上就会出现权力对待犯罪的极度不宽容现象。宽容更深层次的意蕴是对真理和自由追求的结果,也是在高风险社会下管理手段创新的内在要求。就根源上讲,国家刑罚权的宽容是政治伦理的具体表达;而从其表现来看,司法宽容则是政策宽容的具体表达。     

契约伦理价值与权利走向

权利是以伦理为基础的,伦理的价值原则对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契约伦理蕴涵着生存、自由、平等和宽容四个重要的价值原则并构成由低到高的价值序列。与作为根基的生存原则相对应的底线伦理构成了权利的生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权利的基本共识。以生存原则为起点的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宽容原则自觉地向底线伦理回归并各自引导出庞大的权利体系构成了权利的基本走向。     

香港与中央的“违宪审查”协调

在香港基本法的设计中 ,中央与香港均拥有基本法解释权及审查权。如果两者不能在权限、管辖、程序及释义方面达成一定的默契 ,就会引发宪制危机。本文在分析两地法治传统和宪制模式的差异以及香港基本法对“违宪审查权”的制度设计后 ,提出中央和香港应本着相互理解和宽容的原则 ,按照中国宪法体制与英美法制传统相结合的思路 ,在基本法所设计的中央与特区分权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协调 ,以避免和化解这种冲突。     

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协调

国际民事管辖权协调的基本原则是指在处理涉外民事纠纷的法院管辖权时 ,为避免或防止冲突 ,各国应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或必须把握的基本点。国际民事管辖权协调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合意管辖原则、有效原则、便利原则和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当发生专属管辖权冲突、平行管辖权冲突和排除管辖权冲突时 ,应采用适当的协调方式解决。     

欧洲人权法院对艺术表达自由的规制——以争议艺术判例为切入点

欧洲人权法院对“裁量余地原则”的保守理解以及对艺术作为特殊表达方式的缺乏认同,导致它屡次丧失为表达自由、尤其艺术表达自由明确更宽容规则的机会.相比它对所谓不道德及涉及宗教艺术表达的苛刻对待,它对带有政治意图艺术表达的另眼看待和绝对保护给人以不同形式的表达自由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错误印象.对现代艺术的潜意识排斥、对缔约国人权进行实质监督和强制管辖意愿的缺失,使欧洲人权法院在表达自由裁判上坚守着保守立场.     

培育健康心态,化解城管与摊贩的矛盾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呈现出显性化趋势。城管与摊贩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涉及到经济、社会、法律、体制等各个方面,其中,不良的社会心态是引发两者矛盾的重要社会因素。培育宽容理性的社会心态,让每个人有尊严地生活是化解城管与摊贩矛盾冲突的社会基础。     

论解决WTO法内部冲突的司法解释原则(上)

本文针对WTO法的内部冲突 ,通过对WTO协定及与此相关案例的实证分析 ,指出WTO争端解决机构处理WTO法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则是 :解决管辖冲突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解决效力冲突的有效解释原则 ,解决时际冲突的后法优于前法原则 ,解决诉请冲突的司法经济原则。并认为 ,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实践基础上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有效解释原则为主、其他三项原则为辅的司法解释原则体系。最后结合《维也纳条约法》的有关规定 ,对上述原则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论解决WTO法内部冲突的司法解释原则(下)

本文针对WTO法的内部冲突 ,通过对WTO协定及与此相关案例的实证分析 ,指出WTO争端解决机构处理WTO法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则是 :解决管辖冲突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解决效力冲突的有效解释原则 ,解决时际冲突的后法优于前法原则 ,解决诉请冲突的司法经济原则。并认为 ,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实践基础上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有效解释原则为主、其他三项原则为辅的司法解释原则体系。最后结合《维也纳条约法》的有关规定 ,对上述原则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秉持什么原则--从三亚观音圣像的建设和开光说起

三亚观音圣像的建设和开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国家机关能否主动地发起、举办、参加宗教活动?按现代世俗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事务是私事,国家不应设国教,不应参与宗教活动,应在宗教事务中保持中立。按我国宪法的精神,政教分离也应是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遵循的原则。所以,在我国,宗教事务应由宗教组织自主办理,国家应平等对待各种宗教,国家机关不应操办宗教事业和主持宗教活动,公职人员也不应以公职身份操办宗教事业、主持或参与宗教活动。根据上述原则,海南有关公共机关和公职人员直接操办和参与观音圣像的立项和建设、组织和参与观音圣像的开光大典,其行为看来于法无据。     

论体育立法的价值取向冲突及其整合

体育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多元、多维、多层次的体系,体育立法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其突出表现为经济效益与公平竞争价值取向的冲突、体育秩序与公平竞争价值取向的冲突和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取向在竞技体育中的背离三方面。最后,提出了整合体育立法价值取向冲突的三个原则:即价值优位原则、平衡原则和交易成本最低原则。     

确立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观念

宗教与宗教信仰,历来是个极其复杂极其敏感的问题。世界总人口中,信教者比例占60%以上。现代各民主国家对此均持宽容慎重态度,并且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宪法中加以确认。我国亦如是:1954年宪法第8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75年宪法第28条和1978年宪法第46条分别规定,我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欧盟知识产权保护与货物自由流动原则

知识产权保护与欧盟内部市场的货物自由流动存在内在的冲突。欧洲法院在一系列的判例中阐明了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三项原则 ,即知识产权的存在与使用二分法原则、权利用尽原则和特定主题原则。其中二分法原则构成了解决冲突的法律基础 ,权利用尽原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原则 ,而特定主题原则是对权利用尽原则适用于不同知识产权时产生的局限性的补充。     

自律与宽容——关于传媒与司法的思考

日益复杂化的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一大焦点并为社会所广泛关注。活跃的传媒与理性的司法就像是一对能力和个性都很强,但又谁也离不开谁的夫妻,时而花前月下、亲密无间,时而对簿公堂、反目为仇。显然,传媒的自律与宽容和司法的宽容与自律对平衡两者的关系至关重要。假如传媒与司法的个案冲突到其自身无法容忍且又无法解决时,可由其共同的上级党委宣传部门担负起平衡协调、分清是非之责任,由司法机关审理司法机关或法官状告传媒之诉,总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     

浅析补充原则与宽容原则作为现代刑法原则的必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补充原则与宽容原则的基本概念,并就此两种原则纳入到现代刑法中的必要性作了简要的分析论述,希望对现代刑法原则的完善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