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大革命时期农运史研究述评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兴起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国共两党的农运政策及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对近十年来学界关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的综述,有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在大革命时期,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国民会议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号召下掀起的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历史上有过重大意义。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最早是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会议”主张的发展演变

国民会议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结合时局的变化,多次重申国民会议主张,并对国民会议的地位、职责、阶级构成、领导力量、组织形式、实现途径和实现步骤等进行了全面具体的阐述,使国民会议主张的基本内涵不断发展演变.     

党史上的四月

75年前的4月1925年4月16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闭幕。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200多人,代表着20多个省、1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按:国民会议运动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倡议发起的一次重要的政治斗争。1923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之主张》中,首次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军伐之主张。1924年11月再次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全国各界响应,各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形成了反对军伐的民主运动)。     

关于国民会议运动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关于国民会议运动的研究取得不少新进展,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笔者在此对国民会议运动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请史学界同仁们指正。 一、中国共产党“国民会议”主张是在继承辛亥 革命后民主运动主张的基础上提出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会议”主张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先于1923年2月和6月提出的,但笔者在研读中华民国史时发现,这并不是“国民会议”主张的最早提出。要探究“国     

上海市民政府──中国民主政权的先声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依靠工农商学各界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主张。以后这个主张为孙中山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及全国各界人民群众所接受，在全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国民会议运动。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中共始终坚持国民会议的主张，国民会议运动的内容也随着革命的进程而不断深化。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会议已从宣传的口号转变成行动的口号，中共号召人民起来，进行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实行民选省、县、市、乡各级政权。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封建军阀政权，召开市…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农民政策比较研究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能否得到正确解决，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以新三民主义为共同政治纲领携手合作，既共同推动又分别指导着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由于两党指导思想的不同，因之形成了不同的政策。本文试对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农民政策做一比较研究，这对我们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大有碑益的。一国共两党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总目标下合作的，两党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基本一致。两党都认识到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又身受各种压迫，要革命成功必须重视农民这一主要的…     

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退出国民党”主张新探

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后来国共两党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继续党内合作对中国共产党已十分不利,陈独秀因此而四、五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均遭共产国际的严词拒绝,使这一主张一直未能实施.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很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一直未能实施应该说也是其中原因之一.种种史料表明,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是应承担主要责任的.     

李大钊与北方国民会议运动

回顾了如下史实:北方国民会议运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场公开的合法的民众政治运动,李大钊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直接领导了促进国共合作和组织国民会议的基础性工作。     

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正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是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大本营和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包括开展金融建设。一、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艰难探索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开展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自己的金融主张,并积极付诸实践。例如,通过设立"农民银行"等     

福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概况

研究福建的大革命问题,绝对不能撇开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福建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是在极其复杂的阶级关系中迅速地发展起来的,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福建地方组织显然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在福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中,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     

1925年-1927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至1927年7月27日鲍罗廷启程回莫斯科．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历史时期，不仅是国共两党由合作到分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转变期．也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各派系及其政治代表的初步定位期。在错综复杂的中苏关系、国共关系、国民党内各派系关系、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势力与反帝国主义势力之间关系漩涡中，汪精卫、蒋介石不断角逐国民党最高领袖地位．双方的政治关系也经历了合作一分离一对立一合流的过程．全面把握其演变进程、客观分析其实质和根源．对不同视角深化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瞿秋白“盲动”和李立三的“冒险”

一瞿秋白“盲动主义”发生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众所周知,从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是在国共两党合作前提下开展的。起先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经过1925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1926年的北伐战争。到1927年初,国民革命就席卷大半个中国,出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然而不久,由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屠杀工     

福建早期关于农民运动的刊物——《福建新农民》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被大革命时期一度风行闽疆的《福建新农民》刊物封面所引用。扉页上另印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仍须依照余所著之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     

领导开展天津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冬至1925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和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军阀专制统治的国民会议运动。中共天津地委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以欢迎孙中山北上为契机，及时发展党团员和社会各界群众积极投入这场革命运动，并在推动整个运动的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内合作”特殊形式的形成过程

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和国民党合作,这是我党在大革命前夕在组织方面的一个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是在“几经研究再四审慎”后才作出的.其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反对同任何党派合作到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党的“一大”在党外关系上,主张对“现有多政党“采取独立、攻击,排外的态度.”1922年1月,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希望国共两党相互合作.从此,我党开始同国民党进行接触。但在如何对待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反对共产国际驻我党代表马林关于“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第一次直举战争后,迫切需要我党探寻解救中国问题的方案.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开始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7月我党召开了“二大”,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     

孙中山“容而不联”思想浅析

在大革命时期,孙中山主张同共产党“容而不联”,实行党内合作。这是孙中山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转变的结果,其动机在于:通过党内合作,给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通过一支新生力量的帮助,改造国民党,以实现国民革命未竟之业;当然,也有国民党领导共产党的意向。     

大革命前后杨殷在广东的主要活动及贡献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广东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在广东大革命的洪流中,许多杰出的共产党人,曾在此从事革命活动,留下了闪光的足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者,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殷便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革命权的确立逻辑

中国共产党革命权内含着必然的确立逻辑。具体而言,就是发生于近代挽救民族危机与寻找救国思想的现实背景,扩容于国共两党启动合作与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消解于国民党背叛革命后的清党与污蔑,重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武装反抗与革命道路新探索。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权的确立逻辑,对于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中共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人运动

商人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为从事国民革命而开展的一种民众运动。中共开展商人运动有间接与直接两种方式,一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帮助国民党开展商人运动;二是中共独自主导了部分地区的商人运动。中共主导的商人运动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有的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以增加国民党左派力量;有的则主要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力量,以配合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等。国共两党推行商人运动的基本方略大体一致,但两者在商人运动的对象、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方面还有差异。开展中共与商人运动的研究,对于理解20世纪20年代中共的商人政策,理解此后中共对商人政策转向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