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结构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及其法治化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两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关系上既存在显性的一致性,又存在隐性的差异性.由于权力划分的不明确与利益竞争的失范,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呈现出不协调,而唯有法治化才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途径与理想模式.     

论中央与地方利益沟通机制——一种宪政程序视角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既有一致性,也有矛盾性,使得双方的利益沟通成为必要和可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沟通,在宪法上表现为一种宪政程序。作为一种正当法律程序,沟通是一种民主协商和对话机制,意味着地方对中央的政治参与,通过沟通可以表明各方意见,衡平各方利益,实现利益的协调。沟通还是一种全方位的沟通,即包括事前沟通,也包括事后沟通;即包括正式沟通,也包括非正式沟通。     

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分析

利益是人类生活的永恒话题。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中央过分集权会严重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影响公共利益的整体实现;而理性的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累积到一定程度,最终又会引发“公用地”的灾难。要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权范围,逐步健全法律制度的有力制约,同时建立一套政府系统内部有效的治理制度,规范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制度均衡     

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分析

利益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核心。而在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自身特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人、政治人属性日渐增长,由此决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关系更加激烈;地区利益的本位主义更是成了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本质特征,并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的现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上,依靠制度变迁,通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实现彼此利益关系的均衡。     

行政区划视野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涉及国家稳定的大局。世界各国国情、政体不同,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本文从行政区划的角度分析不同结构形式的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差别,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利益视角下的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分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客观存在的地方利益是指以地方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一种以地方政府、地方企业以及地方居民等为主体形成的共生型集团利益,具有客观合理性、从属性、双重性、隐蔽性以及共生性等几个方面的特性.地方利益的现实存在,往往会诱使地方政府在进行地方事务治理的过程中罔顾全社会的公共利益,通过一系列非理性行为,来追逐本地方利益的实现.地方政府恶性扩张、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制度伪创新以及在利益航向标指导下执行公共政策等这些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无一不与地方利益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因此,我们要治理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就必须合理引导地方利益的实现.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悖论与制度性重构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政治经济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设计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以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当下中央与地方关系表现出普遍性的多重悖论或困境,严重困扰着国家目标的顺利达成。以强化中央权威为首要前提,以地方自治为根基,以规范化的事权与财权划分及其均衡制约为主要内容,这种制度性重构乃是建设健康稳定的央地关系的合理选择。     

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与制度创新

改革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已由传统的以行政组织为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地方政府优势明显,往往相机采取诸如讨价还价、曲解规则、改头换面和公开抗衡等对策以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而上述博弈行为易导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地方保护主义、经济行为短视以及“政治创租”和“抽租”等负面效应。笔者认为要有效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不是回归到集权的旧体制下,或者简化为“放权让利”的改革路线,而是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新的博弈规则,提高双方的博弈水平,力求在满足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达到全局利益均衡。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三个层面。其中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法律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大变化，表现为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改革，一般都是经济关系变化的延伸和发展，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驻京办存废背后的冷思考——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分析视角

近年来,我国政府驻京办数量肆意膨胀,其机构内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以及权力寻租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此在其存与废的问题上也引发了一度争论。从纵向府际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简单的对改革采取一刀切的作法是不可取的,理性的路径选择应采取标本兼治的逻辑方法,既要针对具体问题采取政策应对,又要从根源上对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加以协调规范。     

试论社会主义义利观

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义利观必须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     

功能视角下我国金融结构状况分析

按照金融功能论,一国的金融结构状况可以通过考察金融功能及其效率的发挥情况来评价。当前我国金融业的资金配置、信息提供、风险管理和激励等功能发挥不足,金融业在货币政策效率、储蓄被转化为投资的比率和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上缺乏效率,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为此,我国金融改革必须摒弃金融机构论的改革思路,转为遵循金融功能论,着力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民营银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将使得我国金融结构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农村税费改革：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完善

税制作为一项重要的资源配置制度,体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本身井不是单纯的“费改 税”或减轻农民经济负担问题,它的实质内容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关系的调整。现行的税费改革试点方案仍需要改进和 完善。     

政府创新：社会资本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政府与公民、民主与信任等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范式。布迪厄从微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资源集合;科尔曼从中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社会结构;帕特南从宏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价值规范。从本质上讲,政府创新是一个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内在的结构性关联。社会资本是政府创新的基本变量,其中的信任因素是政府创新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支持信念因素是政府创新的基本条件,参与网络因素是政府创新的重要基础。在社会资本视角下进行政府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实现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支持公民参与网络建设,培育公共精神和发展基层民主;培育第三部门力量,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增强政府能力。     

文化视野中的教育研究述评

近年来,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学的研究取向。本文从教育研究的发展阶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回顾了这一文化取向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的特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新世纪新阶段现实出发,提出的重要治国目标、治国方略和治国机制。这一重大现实命题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优化和提升为包含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从不同的学科视界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看来,我们所生活和所建设的社会无疑是由众多社会成员个体、组织、团体、群体、阶层、阶级等单元或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或有机体,这其中利益博弈是各类要素或单元之间的基本作用机制,利益关系是其基础性的关系,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本专栏的五位作者从政治学角度对社会利益关系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深层次的关联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得出了比较新鲜和富有启发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