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叛逆·时代——论郭沫若早期创作特色成因

文章通过郭沫若早期的《女神》等作品的分析,认为是郭沫若浪漫理想、叛逆勇敢、开拓进取等个性特征与五四时代的完美结合;＂青春型＂诗人的特质以及中外文化对郭沫若的熏陶和影响,形成了诗人特有的创作心理和人格特征,从而成就了诗人的一世英名。     

反思与弃绝：“保钓”视野下唐文标的现代诗创作

唐文标早年颇具现代色彩的新诗创作中，就已潜藏着对现代主义抽象的超越、救赎精神的疑虑反思，并隐约可见现实关切、社会实践等思想特质，这为其后来参与“保钓”等左翼实践并最终与现代诗彻底决裂，埋下了思想的种子。在经受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社会运动和“保钓”运动洗礼后，他将左翼的精神和理想带至台湾，其对现代诗的发难重新激起台湾思想文化上的左翼现实批判精神。因此，联系唐文标早期的现代诗创作活动，全面考察其左翼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才能更深入把握左翼革命理想中激荡的种种对现实、历史、民族的深切寄托。     

大连都市文化与日本现代主义诗歌

日据时期,带有现代摩登化、国际化、殖民地化特色的大连都市文化不仅激发了日本诗人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灵感和想象,也孕育了日本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诗人们从摩登景象和现代气息中获得了丰富的感性来源和创作素材,也通过殖民地都市的文化体验,形成了不同的殖民认识。他们的创作赋予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现代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特性。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郭沫若实践美学观

郭沫若在文艺领域建立起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实践，这是贯穿郭沫若所有美学思想的主脉。郭沫若意识到要进行意识形态的革命，促进意识形态的有效发挥，它就必须是快乐的，直觉的，自我认可的。一言以蔽之，它必须是审美的，艺术的。因此，本文主要分析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视阔下的郭沫若实践美学思想的建构，主要包括：艺术创制的实践性、批判现实主义实践性以及世界文学的实践性三个方面。     

论“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作家的接受障碍

七十年代末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我国当代文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由最初对现代主义文学表现手法上的借鉴,进而发展为整个创作观念的移植,既表明了中国作家力图确立自己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困惑和举步的艰难,甚至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接受现代主义影响来看,中老年作家的障碍主要在于其早年所形成的理想主义的激情与现代主义的矛盾;青年一代作家则共同表现出一种“精神的孱弱”,缺乏这种人生的理想。后者一方面高扬具有极端色彩的主体精神,扮演传统反叛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却发现难以找到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作为其创作的精神支点。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是向何处去?这是颇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郭沫若旧居散记

郭沫若旧居散记□李玉华从乐山市驱车出城往南行３５公里，就到了沙湾镇。沙湾，背负绥山，是一座秀丽、古朴的乡镇，镇上有一条横贯南北的长街，郭沫若旧居就坐落在街的中段。这是一座四进穿斗木结构的平房，古香古色的门楣上，“郭沫若旧居”五个银白色的大字格外醒目。...     

从困境中走出——论台湾现代派作家文化选择意识的变迁

1988年白先勇接受蔡克健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出国之后,最重要的变化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我在台湾的时候,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很大。那阵子,我们提倡现代文学,自己也搞现代派创作。到了西方之后,却反过来追求传统文化,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说是西方现代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我的作品也有意无意地显露这种融合。”白先勇的这段话,相当有代表性地概括了台湾多数现代派作家走过的创作道路,也揭示了这些作家文化选择意识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向。大体而言,这些作家经过1960年代的现代主义洗礼和1970年代自觉的文化省思,已经摆脱了现代主义创作观的束缚,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追求:在创作中力求价值取向、文学观念的中西融合。由于这种创作观的形成,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或技巧形式上都超越了他们的早期水平,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面貌的民族文学。他们的探索和走过的道路对中国当代文坛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     

论巴金与郭沫若的女性题材书写

在五四时期众多女性题材创作中,巴金与郭沫若独树一帜,为我们创造了截然不同而又曲妙同工的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他们创作的女性题材作品的深入分析,探析作者的创作本意,解读男性作家视角下的女性群象。巴金以人道主义情怀构建女性形象,郭沫若以政治化口吻将女性书写成时代洪流中的战士,但他们以自身女性题材书写丰富和拓展了新时代女性群像。     

本期人物

金一德是恬淡自守的学者型艺术家，凝聚了自杭州国立艺专时代起就已明确的重学术研究的优秀传统，其严谨、朴素、激情内蕴的品格，渗透在他整个艺术生涯甚至所有艺术作品中。由于师从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先驱——倪贻德教授，他的画风尤重现代主义，特别是表现主义手法，走到了同时代很多艺术家前面。     

文化寻根小说再审思

酒神精神是寻根小说的精神力量“寻根小说”作家以“酒神精神”作为创作的动力，其原因归结起来有二：第一，是西方现代主义审美意识在“寻根小说”作家意识中的加入。西现代主义审美意识，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打破传统，打破常规，不注重理性思考，主张非理性，注重直观感...     

郭沫若在文坛上的两次名位之争

郭沫若解放后的表现让人遗憾——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正因为这种种表现，他身后的是非也就多了起来。郭沫若所以有这样的“荣幸”，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对名位的孜孜以求——“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名位，他当然只有先付出自己作为文人的横溢才华和铿锵文辞了。     

郭沫若与陈布雷的交往

郭沫若与陈布雷的交往张宗高一个文坛泰斗，一个江浙才子，后来一个是中共要员，一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他们虽然政见各异，但在学识领域和个人感情方面却又是一对挚友。这两人就是郭沫若和陈布雷。陈布雷知名文坛比郭沫若稍早。１９１１年夏，他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     

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呼啸山庄》艺术魅力再探

本文试图从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文学层面对《呼啸山庄》加以剖析,通过现代派文学的主要描述对象——异化,来探讨这部巨著与现代主义的联系;同时立足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研究其浪漫主义创作源泉,从而使《呼啸山庄》这部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优秀作品展现出它独具一格,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与郭沫若的思想“转换”

20世纪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对此，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一“转换”是由于郭沫若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所致。这与历史真实是不相符的。大量史实说明，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化的巨大影响，才是导致这一“转换”的根本原因。     

身份的重影——看旧体诗词中的郭沫若心态

抗战来临时,郭沫若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对于郭沫若这样一个多产的诗人来说,一首诗歌的产生与完成并不取决于它所用的形式是新还是旧。但是,若将这种旧形式的诗歌不仅作为一种单纯的诗体,而作为一种包含着创作心态的有意或无意的创作选择的话,那么这种选择,则完全可以表达出一种旧式的心态倾向。     

郭沫若与叶挺的《囚歌》

叶挺是一员战将,平时写诗并不多,但他写于狱中的《囚歌》却极有名。说起这首诗的面世,与郭沫若有直接的关系。叶挺与郭沫若结识很早,北伐时期,郭沫若担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行营秘书长等职;叶挺则是一战成名的“铁军”独立团团长。战争的紧张和残酷,使郭沫若与叶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文化成因探析

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的形成,不仅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中西文化交融及社会环境、时代精神的产物。是苦难艰辛的战争岁月和边陲相对安宁的生存环境、校园自由开放的教学模式、师长理性先锋的诗学成就、丰厚坚实的创作阵地、校园积极活跃的创作氛围共同催生了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使他们自觉走上一条反传统、亲现代的诗歌创作之路。     

郭沫若历史剧的文学叙事与史学叙事——兼论中国传统叙事手法

郭沫若在历史剧的创作领域被赞誉为中国的歌德,其历史剧的叙事具有文学与史学叙事相互结合的特色。这种叙事特色是对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回归并对当前的历史剧创作具有现实典范价值。     

郭沫若：写与不写的纠结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郭沫若留给了世人《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三部历史剧作,另一些创作计划却由于＂种种原因＂付诸东流。归根结底,是时代、性情和环境决定了郭沫若的＂写＂与＂不写＂。     

三十八岁的中国男人

《南京!南京!》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样的帝国主义题材是不能用现代主义的形式来支撑的，这也说明，在成千上万的二战电影中，以现代主义的镜头和形式去展开的。总是遭受人民的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