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商网络在广东"走出去"战略中的功能与作用

广东企业"走出去"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实现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广东企业"走出去"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同时又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海外企业未能顺利实现其经济效益,进而影响广东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效果.鉴于海外华人经济的特性,本文分析了华商网络在广东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的功能与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利用华商网络的建议,以服务于广东的"走出去"战略进程.     

"走出去"--到缅甸做生意

1988年9月缅甸政府全面对外开放,使缅甸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得到全面发展.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对缅甸的影响有所减弱.中国加入WTO特别是江泽民主席访问缅甸后,更有利于中国企业到缅甸去投资.2002年9月8日-11日,国家外经贸部举办第六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其间举行了"走出去"研讨会,缅甸是唯一被列入讨论的东南亚国家.这说明国家外经贸部对缅甸市场的重视.     

浅析俄罗斯新税制——石油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

石油行业在俄罗斯产业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石油行业的税收收入是俄联邦财政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联邦政府相关部门、石油企业经过多次博弈,对原油、成品油中轻油和重油税率进行了修改,旨在寻求国家财政预算收入与石油企业的投资收益之间的最佳平衡,在国家整个宏观经济调控与石油行业健康发展之间找到最好办法。进行海外油气合作、实施海外并购,一国的财税制度甚为重要。对"走出去"的中国油气公司、企业而言,了解和掌握俄罗斯新税制的通过、实施及其将产生何种影响甚为关键。     

新加坡政府鼓励和保护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以淡马锡在华投资为例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在海外布点投资;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如何更好地鼓励和保护海外投资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新加坡政府在鼓励和保护企业"走出去"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而淡马锡公司则是新加坡海外投资成功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习淡马锡经验,廓清经济外交的思路,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并根据投资国特点,发展针对部分次国家政府的外交交往,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国内外条件。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新加坡的实例

近年,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投资迅速扩展,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资企业已颇具规模.中资企业在新加坡投资与经营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促进了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转换,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过,中资企业在新加坡投资仍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拓展南亚市场促进西部大开发

拓展南亚市场是我国西部对外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南亚市场的主要思路是:解放思想,增强拓展南亚市场的开放意识;发挥优势,发展西部地区对南亚国家有特色的对外贸易;积极吸收南亚国家的资金;加强对服务贸易领域的拓展力度,促进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努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对南亚国家的投资;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和引进国际经贸人才.     

共建"一带一路":一个基于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

针对学界对"一带一路"的属性认知与学术定位比较分散这一现象,文章从制度视角考察了古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历史变迁.作为物质形态的丝绸之路承载着东西方商贸流通、文明对话的重要功能,在长期的演化进程中,逐渐内化为一种制度,协调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而"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是在现代话语体系下对丝路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其多元性、复合性、开放性、关系性及互补性表现出对现有国际制度创新的典型特征,是一种能兼容贸易、金融、货币、发展等治理领域的多边制度.这一创新性设计,使得"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经济合作绩效的制度功能.随着"一带一路"的走深走实,客观上需要"一带一路"合作进一步制度化,形成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机制.制度分析有助于对"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加以理论研究.     

基于金字塔底层视角的菲律宾减贫:CARD的案例研究

本文从小额信贷模式出发探讨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减贫。菲律宾是最早推行小额信贷模式的国家之一,小额信贷被作为减贫的重要工具得到广泛推广。非政府组织"农业与乡村发展中心"(CARD)使贫困阶层妇女实现了经济自立,有助于构建较为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本文指出,国家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主体需要参与到民生建设中来构建良性的商业生态链。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要重视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减贫,创造兼具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共享价值"。     

中国推进高铁“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高铁"走出去"是中国工程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一步。随着中国推进高铁"走出去"进程的加快,中国高铁逐渐深入地参与到全球高铁市场竞争中,由此也遭遇了许多新问题,进而影响了高铁项目的落实,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风险。研究发现,政府脆弱性和社会支持度是政治风险影响中国推进高铁"走出去"的核心因素。政府脆弱性决定东道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持续、稳定地支持高铁计划;社会支持度关系到东道国政府是否有意图持续、稳定地支持高铁计划。为缓解政治风险对高铁项目的消极影响,在今后高铁项目的竞争中,中国要先行做好目标国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工作,一旦政治风险发生,能够及时通过相关措施,尽量减少政府脆弱性的危害,防止社会支持度的下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群体性反华事件探析

伴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海外中国公民数量的持续攀升,中国海外利益规模也随之上升。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与落实,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在加快,导致相关的风险急剧增加,引发了诸多针对海外中国人的群体性事件。文章根据群体性反华事件的相关动因建立了一个解释机制,并利用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反华事件进行了检验。文章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华好感度、中国公民与当地民众间的融合度与海外群体性反华事件的发生呈负相关,中国在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双边摩擦水平等与海外群体性反华事件的发生呈正相关。其发生机制为:在一国经济发展出现下滑引发国内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在该国持续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与该国较低的对华好感度作为催化剂,中国与该国的主权、经贸摩擦或中国公民与当地民众间较低的融合度作为导火索,最终引发海外群体性反华事件。文章还利用检验后的解释机制,对如何防范相关危机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