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为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正能量——解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当前,中国崛起态势“如火如荼”,美国首强地位“自恐不保”,中美关系逼近“振荡期”,业已存在的现实摩擦与可能爆发的矛盾冲突亟待有效的手段予以管控,相互疑虑日益增长的趋势亟需特别的渠道予以扭转,实现这些目标刻不容缓。正如1972年历史性开启中美关系的对话那样,中美急需切实管用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经常性、机制性的接触,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有助于保持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安全乃至军事关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减少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控制风险的扩大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运而生,因之而兴,为推进中美关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对话机制也有需要改进提升的地方。由此,如何深化中美对话机制、为塑造新型大国关系营造好的氛围,值得我们思考并为此提出见解、建议。     

中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分歧与化解

中美关系正进入新的阶段。由于战略分歧加大,中美关系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多。本文在对中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分歧进行归纳与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这些分歧出现的背景与原因,探讨了中美之间出现冲突的风险,并提出了一些化解思路。中美必须从战略层面把握和调整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风险隐患,积极采取措施落实新型大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内涵,成功渡过中美关系特殊的转型期,化解战略风险,保障战略稳定。     

气候外交将成为中美战略合作新增长点

近年来,国际上召开了一系列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会议,使气候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议题之一。在中美关系中,气候外交合作成为高层对话的重点诉求并被纳入中美战略对话的框架。美国奥巴马政府改弦更张,把气候外交作为其国家战略的优先考虑之列。中国政府也认识到气候外交的战略意义,无论面对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压力,气候外交都不可回避。对中美气候外交现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两国在气候外交领域的共识与分歧。通过对化解分歧的展望,两国有希望扩大共识,实现战略合作,使气候外交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增长点。     

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

文章主要对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战略冲突的限度进行分析。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相关,其对华战略底线是继续维持其战略优势地位,防止因为地区实力的对比变化导致主导地位的丧失。而中美战略冲突的限度则在于:无论从意愿还是能力来说,中美均无法承受直接的军事冲突,也将竭力避免因为第三方的冲突而导致两国直接兵戎相见。     

超越地位之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之后重新获得了动力,但仍需要解决一些理论和经验性问题。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部分原因在于双方对权力的看法不同,西方意义上的大国更多时候是great power,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有不同的大国观,而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大国,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也是从major power入手推动的。但美国显然认为,中国要做的是一个great power,而这会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目前,中国经济总量正在接近美国,但追上美国仍需要很长时间,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加速推进军事能力建设,使之与经济总量相匹配。但是,中国有必要赋予great power以新的含义,围绕提高中国人均收入以及全球共同发展实施大国战略,建设共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现代政治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

世界已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调整变革。面对大变局的历史走势,美国意图以冷战时期的联合阵线推行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重拾政治战作为大战略的重要手段。现代政治战不仅延续了意识形态争控、非战争冲突较量等传统模式,还结合时代之变、科技之变,综合运用舆论战、认知战、混合战等冲突形态,将西方的体系化霸权优势转化为全域政治战攻势,并在俄乌冲突中验证了其战法及效果。本文旨在分析研究政治战在美西方的历史传承和当代演变,呈现当前大国博弈在政治领域的复杂对抗态势,审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政治战风险,为加强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提供借鉴和思考。     

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期。从2018年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到2020年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式、程度和领域呈全面扩大加剧态势。2019年5月中美经贸磋商出现重大分歧和争端是中国战略决心表达的分水岭,美国低估中国的主权原则、民族情感与政策底线,引发中国升级战略决心信号,此前中国虽有反制,但较多以合作、磋商和诚意等策略应对。中国对美战略决心信号的升级,表现为冲突代价可接受度上升和战略专有资产的外交信号呈现增多,体现出模糊性、决心与合作信号并存等特性。中国战略决心信号升级取得一定效果,但美国对华战略意图认知、政策调整受到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因素、对华战略共识、特朗普政治需求与策略的制约。中国对美战略决心信号成效的理性逻辑,取决于冲突代价的可接受程度以及战略专有资产信号呈现的结合。分析中国战略决心信号的类型、特性和成效,有助于建构新时期中美大国关系的战略互动基础,为促进中美良性战略竞争提供微观战略支持与政策建议。未来中国必须保持对美清晰、坚定的战略决心信号,推动中美关系稳健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转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工业反哺农业战略思路的具体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实现一系列的战略转型：在产业转型方面,要实现以产业技术基础、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为内容的转型；在社会结构方面,要实现由城镇化、工业化来推动的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的转型；在农民地位方面,要通过各种歧视性政策的改变、农民自主权的尊重,以及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来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型等。     

肇庆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思考

产业转型升级能有力推动肇庆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该市产业结构和布局的基本特点,提出了推进肇庆产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既是基于两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时也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综合国内国际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因素,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大致存在三种发展前景:俄罗斯"倒向"西方而与其建立反华联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向破裂;中俄正式结成战略同盟,共同"抗美";中俄既不结盟,也不疏远,而在与美国相对良性的互动中向前发展.随着中俄各层次、各领域协作机制的日趋完善及一些问题的逐步解决,未来中俄两国既不"结盟",也不"对抗",更不会相互成为"敌人",而将沿着预定的轨道实现平稳发展,既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造福于中俄两国人民.     

国家身份变迁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迅速发展，从1992年双方“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1994年确认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1996年宣布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四年内两国关系上了三个台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模式规定：伙伴之间的关系平等，本着相互信任的精神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巨大贡献。     

如何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

过去3年中欧关系是绘制蓝图和确立目标时期,目前中欧关系已进入勇于解决问题和实现雄心壮志的阶段。双方应抓住谈判签署新的合作协定的机会,将战略伙伴关系定义为“贸易战略伙伴 全球负责任伙伴”。这是介于普通的合作伙伴和军事结盟之间、基于二者间的合作对于双方本身以及全球问题均具有战略影响的一种新型伙伴关系。中国在与欧盟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时要把握欧洲的特殊性,认识到欧盟是一个特殊和复杂的国际行为体,并对其内部的差异性做到心中有数。解决武器禁售问题需要外交技巧,中国应主动与欧盟一道共同影响和改变美国的态度。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中欧经贸关系大背景的改善。     

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在一国之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社会倡导建立和谐世界,乃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所追求之基本目标,也是中国传统智慧在现代条件下的延伸与光大,当代中非关系之演进及它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自当置此背景下来理解把握.事实上,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及合作论坛2006年北京峰会的召开,使得中非关系已进入到一个内容、形式及规模全面提升与拓展的新时期.从未来世界体系演进的长远视野上看,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不仅将为非洲、中国和世界带来多赢的机会,也将为构建一个繁荣、公正、和谐的国际社会这一当代人类共同理想之达成,起特殊的增益作用.     

论表见合伙制度

表见合伙,是指相对于特定的第三人而言,在非合伙人之间或者非普通合伙人之间产生的一种类似于普通合伙人的责任承担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对表见合伙未作规定,最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人的表见合伙作有明确规定.但总体而言,我国现行法对表见合伙制度的规定不够系统全面,还有待进一步构建和完善.     

论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起源于康曼达契约,这种企业组织形态具有独特的价值,它可以完善企业的责任形式;有利于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其形式上是风险投资企业的一种组织方式,但实质上是企业治理制度的创新,是完善风险投资企业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我国立法虽然规定了有限合伙企业形式,但在具体立法模式、合伙人的数量、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义务等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中美关系进入战略性相互适应的新阶段

2005年以来,中美高层互访和美国高官访华次数明显增加,表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战略性相互适应的新阶段。     

论合伙的法律地位

合伙的法律地位是一个历来有争议的问题。应当赋予合伙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因为明确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不仅有利于维护合伙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把合伙组织置于法律的控制之下,对它进行正确的管理和引导,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试论合伙的民事主体资格

本文试从合伙的特征、民事主体构成要件及目前对合伙的有关民事法律规定中赋予合伙相关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分析得出合伙应该具有民事主体资格 ,其主体资格也应由法律加以规范。并强调赋予合伙民事主体资格不仅理论上可行 ,而且更是基于实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