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的国际法思考

本文从国际法角度分析伊拉克战争的法律依据及其引起的法律后果 ,探讨国际法在这场战争中面临的挑战。作者认为 :美英对伊动武没有合法的依据 ,它引起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 ;不能因为这场战争而否认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作用 ,而是应进一步加强该原则的实施。     

民主不能作为战争的合法理由

美英发动对伊战争的一个理由 ,是伊拉克国内政权不民主。但这只是道德上的理由 ,而非法律上的理由。当代国际法不承认以民主为由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联合国宪章》第 2条第 4款及其他相关条款 ,都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民主作为战争的合法理由 ,也不应该成为国际法发展的方向 ,从根本上讲 ,这不符合各国的国家利益。战争不能也不应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国际法学者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涉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的一系列国际文件、《联合国宪章》中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直接联系的规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家实践中明晰出的基本含义等方面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高度一致,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集中体现;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国际关系的相互性,适合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需要等整体特征和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的内涵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有所补充和发展;从当代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情况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都是当代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可以并行适用,适用效果是相得益彰的。     

《联合国宪章》解释对传统条约解释规则的影响和发展

条约解释是国际法上的重要问题。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至33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传统的奈约解释规则。实践中，《联合国宪章》的解释对于传统条约解释规则多有突破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宪章解释过程中除运用传统方法外，还形成了“暗含权力”和“机构嗣后实践”等新方法；第二，各种传统条约解释方法在运用于宪章时，相互地位关系较之一般条约解释有所不同；最后，存在于条约解释中的解释与修改、解释与新规则创制的关系问题，在宪章解释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宪章自身的特殊性质是形成上述特点的根本原因。宪章解释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条约解释理论和实践，为条约解释提供了全新的样本，拓宽了条约解释在现代国际法学研究中的领域。     

论《联合国宪章》的解释方法问题

以适当的方法对《联合国宪章》做出正确的解释 ,是妥善施行《宪章》的重要前提。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深入论析了《宪章》的五种解释方法 ,即文义解释、系统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和惯例解释 ,指出五种方法各有利弊长短 ,在选择具体解释方法时 ,应采取“善意解释”的态度 ,所作的解释应有利于实现联合国的宗旨及原则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发展与界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海洋宪章”,构成规制所有海洋活动的法律框架。在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通过演化解释等方式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款适用于该条约缔约时未出现的新问题,甚至将条约条款进行明显不同于文义的新解释,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裁判实践的一种趋势。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具有其必然性,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能解决所有海洋问题,该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因此,如何确定该公约解释和适用的“界限”尤为重要。     

《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的法律义务问题

<正> 《联合国宪章》以下称"宪章")的人权条款从字面上看似乎并不复杂,但围绕着这些条款的解释,国际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主要的一个分歧就是:宪章的人权条款是否为联合国会员国创设了一种法律义务。本文将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国际法学界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否定宪章的人权条款为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5条浅析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程度的日益加深,国际货物买卖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订立,就是针对越来越多的跨国贸易,为其提供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关系的法律准绳。《公约》第35条就是具体规定了作为合同的卖方应如何满足交付货物的要求。《公约》第35条共有三款内容,第一款规定了货物与合同的相符,是判断货物合乎要求的最初条款;第二款是在当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同意的情况下适用,明确了一系列设想问题的解决;第三款则规定了卖方的对存在交付不符的免责。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探析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目前调整国际货物买卖的最重要的国际统一实体法。本文从公约适用的主体、公约不适用的销售合同及货物销售、公约不涉及的法律问题、公约适用的任意性及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就公约适用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对某些模糊问题作了澄清和探讨。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我国<宪法>对条约在我国如何适用没有明确规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内容和用语决定了该公约存在被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的可能.在实践中,我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要采用间接适用方式.但我国的海洋立法并不完善.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国内法冲突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优先适用.     

新《商标法》第四条的适用研究

2019年11月1日实施的新《商标法》第4条第1款新增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第4条修改的立法意图主要在于规制商标的恶意申请注册行为,而非仅仅适用于商标囤积行为。否则,该规范的立法价值将大打折扣,无法充分实现该法第4条规定的立法目标。新《商标法》第4条适用的难点在于"恶意"和"不以使用为目的"两个要件的认定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恶意"是指申请人或者代理机构违反真实使用意图,明知或应知其申请商标的行为会造成在先权利人损害而希望或放任损害发生的主观状态。"不以使用为目的"是指商标申请人以攫取不当得利,或者以商标作为竞争工具或掠夺侵占公共资源为目的的行为,其共性均为申请商标不是为了使用。对该法第4条新增规定的适用,"不以使用为目的"是作为"恶意"的定语或者修饰语,两者并非同等要件,无需同时满足;申请人具有"恶意"才是商标申请予以驳回的主要条件。恶意即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商标禁止注册的绝对事由。第4条的修改也吻合了我国新《商标法》为根治商标恶意注册,实现规制关口前移的制度设计安排。     

《大宪章》与英国宪法的起源

由于英国宪法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具有独特的不成文形式，因而判断它的起源不可能以某一完整成文法典的制定为标准，只能以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为依据。本文认为．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可以确定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在英国古代法治传统和封建法两大母体中孕育而成的。在相当时期内，该原则一直隐藏于封建法权关系的外壳中．13世纪初，基于英国王权与贵族阶层间的特殊力量对比结构与斗争性质以及反约翰人民大起义及其胜利所提供的历史契机．这一原则实现了从封建法形态向近代宪法形态的转交．其结果是《大宪章》的订立。在此后两个世纪内，《大宪章》对于英国议会的产生和议会制度的形成、人权保障及法治的早期发展仍然功不可殁．所以，《大宪章》作为英国宪法起源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     

浅议我国《公司法》第20条的适用条件

我国新《公司法》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引入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但由于该条款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有待于进一步的细化。本文将围绕我国《公司法》第20条的适用条件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复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中的吊销驾驶证,从行政法角度而言,是行政的强制执行。用吊销驾驶证之＂手段＂去追求处罚当事人放弃合法听审权利之＂目的＂,手段与目的间并不存在实质之内在联系或合理正当之连结关系,属于立法上违反＂不当连结禁止原则＂。从宪法角度看,是对人民工作基本权的侵害,且这种侵害已达侵害最强烈之职业禁止的程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解释与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04、205、206条涉及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但是其中的用语使得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缺乏统一的要求和标准,给相关国际规则的具体适用带来障碍。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司法实践表明,目前争论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是否为国家义务,而是该义务应当具体包含哪些内容。目前实施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义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于起源国的能力及其国内法规,并且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对通知义务予以高度的重视以及与监测义务紧密相连。     

从财政宪法的角度解读《自由大宪章》

英国《自由大宪章》因其巨大的历史意义而被誉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其中有关财税问题的规定尤其引人注意,并且对英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以及立宪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追溯了《自由大宪章》制定的历史背景,其次分析了在英国国王与议会关于征税问题的博弈过程中,它所发挥的催生英国“早熟”的公共财政制度的作用。     

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8条的统一适用——以利率的确定为视角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8条规定了债权人对迟延付款收取利息的一般权利,但未指明应当适用的利率,不利于公约的统一适用.如今,宗教和政治已不再是阻碍统一利率的因素.为了克服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困难,公约的缔约国应首先统一本国裁判机构在确定利率问题上的做法,以期在未来对公约的修订中加入一项具体规定,真正实现公约第78条的统一适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的特殊侦查措施

特殊侦查措施是打击、控制犯罪的一柄利器,特别是对腐败犯罪这种具有隐秘性、智能化、无被害人的犯罪更是如此,对于此类犯罪,适用常规侦查措施往往力有不逮.但同时特殊侦查措施又是侵犯公民权利、滥用国家权力的凶器.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这种冲突体现得非常明显,并且其中也体现出了本国主权和他国主权,程序与实体之间的新的冲突.基于此,应当利用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契机,确立一系列原则,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做指导.     

《世界人权宣言》在国际人权法上的地位和作用

<正> 1998年是《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通过50周年。整个国际社会都在为纪念这个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国际人权文件开展各种各样规模不同的活动。无论从什么角度或出于什么动机,这种普遍重视《宣言》的现象应该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它可能促使人们对该文件所载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尊重人权的原则进行更多更深的了解。众所周知,《宣言》在众多国际人权文件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它在国际法上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从国际法人权法的角度如何看待《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