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立21世纪合作伙伴关系而回顾过去

一、前言 1998年11月12日,韩中两国首脑一致商定,以1992年8月24日韩中建交以来的成果为基础,将此前以经济,贸易为中心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提高到包括政治,安保等全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截止去年,韩中两国已签署了“关于文化合作的协定”、“贸易协定”、“投资保障协定”、“关于设立经济技术合作共同委员会的协定”、“防止双重课税协定”、“环境协定”等26个协定,到今年又先后签定了“渔业协定”、 “刑事司法合作协定”、“多次入境签证协定”、“青少年交流谅解备忘录”、     

从三版《高老头》看傅雷的“翻译冲动”

“翻译冲动”是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纳·贝尔曼“翻译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即翻译家在语言形式上修正母语、靠近外文的心理倾向。本文比较傅雷名译《高老头》在1944年、1951年和1963年完成的三个版本,探讨翻译家笔下时现端倪的“翻译冲动”,试图在“神似”之外,找出傅雷在翻译实践中追求“形似”的努力。     

面向东南亚:思茅的机遇与选择——云南思茅地委李师程书记访问散记

1993年4月上中旬,在与东南亚地区直接毗邻的云南诸州,“节”、“会”纷纷举行,交相辉映。思茅有“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姑简称为“两会一节”);西双版纳有“泼水节”、“四十周年州庆”、“茶王节”;文山有“三七”节……。一时间,四海宾客如云,五洲高朋满座,这些“节”与“会”向东南亚乃至整个世     

漫漫谈

<正>1.“独”注一掷赖清德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上声称“台湾主权独立”;歪曲“九二共识”,叫嚣两岸“互不隶属”;诬蔑大陆“对台湾生存威胁最大”,宣称要“强化国防”等。国台办：赖清德在2023年12月30日的辩论会上宣扬“台独”谬论、贩卖“两国论”,污蔑攻击大陆,叫嚣“以武谋独”,言语之中充斥着对抗思维,再次暴露出其顽固“台独工作者”“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兵凶战危制造者”的真面目。     

娄底市第一中学: 奋进新时代 谋救新跨越

娄底市第一中学创建于1979年。2004年晋升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2014年喜迁城南新址。目前,校园总面积近300亩,教职员工600多人,在校学生8100余人。学校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人、全国“优秀教师”5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2人、湖南省“徐特立教育奖”获得者1人、湖南省特级教师6人、中学正高级教师3人、省市骨干教师100余人。     

戴高乐统一法国抵抗运动成功之原因

1940年夏,法国失败并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法国人民坚贞不屈,奋起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掠夺和统治。在伦敦,戴高乐将军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在国内,大大小小的各种抵抗组织如“解放北方”、“军民组织”、“解放者”、“抵抗者”、“义勇军”、“解放南方”、“战斗”等纷纷建立起来,以各种方式展开斗争,给予敌人以不同程度的打击。     

略谈所谓老越“特殊关系”

近十年来,老挝当局伙同越南黎笋集团极力鼓吹老越关系是“特殊关系”,说这是一种“罕见的”、模范的”、“纯洁的”、“美妙的”……关系,把它吹得天花乱坠。所谓“特殊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现作简要介绍和分析。     

冷战后中韩关系的发展与东北亚格局——中韩建交15年来双边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007年恰逢中韩建交15周年,又是“中韩交流年”。新年的第一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韩国总统卢武铉互致贺电,热烈祝贺“中韩交流年”正式开始。建交15年来,中韩关系发展迅速,在中国是“韩流”滚滚,在韩国也是“汉风”劲吹。“中韩交流年”将成为2007年两国人民生活中的大事,中     

让法治更好护航发展“高质量”

<正>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决定在全省人大系统开展“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积法治之势、聚制度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法治能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2023年,省人大常委会发挥“法律巡视”的监督利剑作用,相继拉开了法治“护安、护企、护绿”人大行的序幕,开启“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越南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及其背景

1975年至1985年,越南经济、社会被僵化的集中计划模式和战时体制所束缚,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生产下降、通货膨胀、失业增加。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制定经济改革路线,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91年6月,在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下,越共“七大”确立了“按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     

越南錢幣的沿革

越南是从丁朝(公元969—979年)开始有銅币的,錢名为“太平兴宝”。 前黎朝(公元980—1005年),有“天福珍宝”銅币,反面刻有“黎”字,另有光刻“黎”字样的銅币。 李朝李太宗时(公元1028—1044年)有“明道通宝”銅币。李高宗时(公元1175—1210年)有“治平元宝”铜币。     

“转向东方”话语下的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

普京在2012年开启第三个总统任期后,迅速将以远东开发为载体的“转向东方”政策提上议事日程。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进一步将“转向东方”作为国家外交突围、经济纾困的主要策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在遭受西方阵营集体排挤的情况下,“转向东方”更是成为俄罗斯避免经济被完全排除在全球循环之外的主要依托,也是为俄罗斯经济寻找新增长点的希望。“东北-远东”地方合作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及中国“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成果之一。比较2012年和2022年的“转向东方”,心理、经济、地理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当前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面貌与十年前相比有不同的呈现,主要表现为：在心理结构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危机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经济结构上,中国长期高速发展使得俄罗斯“转向东方”依赖中俄合作;在地理结构上,“软硬”基础设施缩短了俄罗斯与东亚的空间距离。与2012年相比,2022年以来俄罗斯“转向东方”无疑更接近于战略选择,而非技术性调整。俄罗斯正以空前开放的姿态面向与中国的合作,为未来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     

上海:公园中的城市

城市公园最早出现于1843年的英国。25年后,上海也建起了第一座城市公园。直至1949年,上海市区的公园数量仅为14个。2020年,上海拥有城市公园的数量突破400个,其中2/3以上为近20年来新建。近年来,各地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生态视野在城市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布局高品质绿色空间体系,将“城市中的公园”升级为“公园中的城市”。而旨在打造“千座公园”的上海,正在成为“公园中的城市”。     

提升“三感”，引领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正>聚焦“三高”,提升人大工作的认同感、人大干部的使命感、人大代表的归属感,以应势之谋、创新之为、笃行之举,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之为”“法治之力”。2023年12月5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省人大系统两个“三年行动”2024年度工作推进座谈会,11日,又召集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举行工作务虚会。两次会议聚焦一个关键词,就是开展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机关建设两个“三年行动”。     

亚太经合组织与韩国外交

一2005年釜山APECAPEC(亚太经合组织)将于2005年11月18~19日在釜山举行第13次高峰会议。釜山APEC高峰会议第一天的议题是“贸易自由化的进展”,第二天的议题是“安全透明的亚太区域”。也就是第一天讨论经济,第二天讨论安保合作问题。第一天的会议将要发表有关“DDA”(都下[地名]开发议事日程)的特别说明,并采纳“釜山提案”。“釜山提案”是对“(印度尼西亚)茂物宣言”(曾被1994年第二次APEC高峰会议采纳)的一种“中间检验”,该宣言包括发达国家到201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目标。第二天的会议将要…     

“绿色革命”在东南亚

“绿色革命”的来由一九四四年,美国农业科学家诺尔曼·艾·布劳格根据美国和墨西哥签订的协议来到墨西哥。当时墨西哥的小麦由于秆高、不耐肥和容易倒伏,产量不高。布劳格用日本矮杆小麦“农林10号”与意大利高产软粒小麦品种杂交,于一九六一年培育出高产矮秆的“墨西哥小麦”,亩产最高达一千八百七十斤,因而被人们誉为“绿色革命之父”,并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十日获诺贝尔奖金。今天,“墨西哥小麦”已在世界各地、包括东     

亚太地区:世界经济的亮点

一、1991年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重现“北高南低”的增长格局。前几年随着东盟经济的崛起,东亚地区呈现东盟经济发展快於“四小龙”的“南高北低”格局。而在1991年,一方面由於东盟中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均面临经济过热的压力,菲     

1958年缅甸的经济概况

本文译自缅甸政府出版的“1985年缅甸经济概况”一书。本期发表该书的“总的概况”以及“1957—58年缅甸经济活动”一篇的头三章,下期将继续发表“对外贸易和外汇”与“财政和信贷”两章。     

捷克和斯洛伐克工会的新旧交替

一九八九年的东欧,风云变幻。罢工、学潮,“民主”运动,温和的、暴力的“革命”此起彼伏。变化之快,范围之广,令人目不暇接。就连老谋深算,久存和平演变之心的美国都惊呼跟不上东欧形势的剧变。在这场席卷东欧的风潮中,捷克和斯洛伐克继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之后,以68年“8.20”事件为契机引发了一场“温柔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在经过斗争——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日“和谈”问题

1937年“7·7”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历时8年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8年抗战中,作为当时代表中国合法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一方面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又和日本进行了频繁的“和谈”。如何理解和评价蒋日“和谈”?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中日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传统的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期间蒋日“和谈”反映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抗日战争中妥协投降、卖国求荣的反动本性。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蒋日“和谈”的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抗日战争时期,蒋日“和谈”,固然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中的不坚定性和妥协动遥的一面,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的“和谈”都看作是投降买国。我们不仅要看到“和谈”的妥协动摇性,而且也应看到某些“和谈”的策略性,战略性的一面。